▲吳心伯表示，「中美關係比預想的要好得多，不過明年會遇到更多挑戰」。（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上海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吳心伯在《環球時報》撰文表示，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讓中國感到意外、擔心和焦慮，不過川普就職一年以後，「中美關係比預想的要好得多」，中美2018年要面對的挑戰包含經貿議題、關係定位、北韓核威脅、雙方互動頻率以及美國的國內政治問題。
文章指出，中美關係比預期好的一項因素為「雙方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發揮作用」，至2017年底，川普與習近平之間就擁有3次會晤和9次通話，這種互動頻率超過中美關係以往的任何時期。
吳心伯表示，中方希望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川普卻在國內壓力下，立場開始後退，改成提出發展「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係，可見雙方在發展合作夥伴關係的議題上缺乏共識。
▼ 川習會。（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他也提到，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特徵就是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問題的增加和中國實力、國際影響力的上升，才讓兩國在多邊框架內的互動增加，但是川普基於「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在對外政策上大幅減少對國際和多邊問題的投入，導致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被削弱，也降低了雙方的全球影響力，造成這項壓力的來源為「美國共和黨傳統商業、安全利益兩大權力基礎內的鷹派（War Hawk）」。
川普18日發表國安政策時，定位中國為「競爭對手」。吳心伯表示，這項政策表明鷹派影響川普對中政策的程度有明顯上升趨勢，為中美關係穩定發展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
對於2018年中美關係的展望，吳心伯指出，川普很可能在貿易問題上無所顧忌地向中國施壓，也可能強人所難地要求中方對北韓採取海上封鎖、停止供油等措施；隨著「通俄門」深入調查，川普可能尋求在外交上製造摩擦和危機，轉移國內注意力。
文章最後提到，2018年底的國會中期選舉對川普推進政治議程相當重要，不排除他為了確保某些共和黨議員連任或候選人當選，在對華貿易問題上也採取施壓動作，總體而言，「2018年的中美關係會遇到更多挑戰」。
▼北京金融街。（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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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時報》社論全文：
2016年11月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傳來，中方既感到意外（之前並不看好他），又感到擔心（他在大選中多次攻擊中國），更感到焦慮（不熟悉他的團隊）。然而一年之後再看中美關係的發展，可以說中方應對有道，川普也還算靠譜，中美關係比預想的要好得多。
首先是對接迅速、啟動順利。在川普當選後的首個月內，中方與川普團隊即進行了包括川習通話在內的一系列密切互動。之後中方在台灣問題上與川普的鬥爭，有助於防止川習執政後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脫軌。
以2月10日川普與習主席的通話為起點，中美雙方著手啟動美國新政府執政後的雙邊關係。4月初的海湖莊園會晤達成一系列重要共識，兩國政府同意建立四個對話機制，實施經貿百日行動計劃，聚焦雙邊關係中的重點問題，標誌著中美關係的全面啟動。
其次是兩國領導人之間的個人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海湖莊園會晤使習主席和川普之間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和個人友誼。到2017年底，川普與習主席之間一年之內3次會晤（包括2次互訪）、9次通話，這種互動頻率超過中美關係以往的任何時期，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發揮了獨特作用。
第三是這一年的中美互動主要聚焦貿易和朝核問題。川普的執政理念使他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高度關注，而推動中國幫助處理朝核問題也成為其對華政策的優先考慮。在經貿問題上，從百日行動計劃的順利推進，到首輪全面經濟對話達成積極成果，再到川普訪華中美簽署高達2500多億美元經貿大單，體現出中美經貿關係在雙方激烈博弈中穩中有進。
在朝核問題上，中美保持了密切溝通與協調。雖然2017年在解決朝核問題上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但中美維持了重要共識，這就是堅定推進朝鮮半島的無核化，致力於用對話和談判解決問題。
第四是中美關係的定位和框架仍不明確。中方希望繼續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美國務卿提勒森首次訪華時也表示美方願本著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對華關係。
然而在國內壓力下，川普的立場開始後退，不再響應中方關於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的倡議，而是提出要發展「建設性的、以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係。目前看來，發展「合作夥伴關係」是雙方的交聚點，但對其內涵和互動準則仍缺乏基於深度和高質量對話所達成的共識。
第五是中美多邊互動減少。21世紀以來，中美關係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由於全球化的發展、全球問題的增加以及中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上升，中美兩國在多邊框架內的互動增加。然而，特朗普基於「美國優先」的執政理念，在對外政策上大幅減少對國際和多邊問題的投入，此舉也弱化了中美在多邊的互動。多邊互動的減少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美關係發展的動力，也降低了中美關係的全球影響力。
川普雖然作為非建制派執政，但政府的組成仍反映了共和黨傳統的兩大權力基礎：商業利益與安全利益。從對華政策的角度看，這兩大利益板塊內都存在對華鷹派。
在商業陣營中，總統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等人對華強硬，他們的影響力從特朗普對中美首輪全面經濟對話的消極反應、對華發起「301」調查等案例中可見一斑。
在安全陣營中，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馬斯特等視中國為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並將中國定義為現存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積極推動美國軍艦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出台「印太戰略」等，顯示出對華強硬立場。
川普政府的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競爭對手」，表明來自商業和安全陣營的鷹派對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影響有顯著上升趨勢，給中美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同時，建制派也在試圖對川普的對外政策（包括對華政策）施加更大影響。
川普的個人背景和執政風格決定了他缺乏對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興趣，而是重視結果。其政府中大量中下層官員是建制派背景，他們可以利用川普缺乏對具體政策過程的監督，嵌入他們所偏好的政策設計。
就對華政策而言，建制派希望以「印太戰略」之名，行「亞太再平衡」之實，加大川普地區政策對華制衡的一面。他們的影響力也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涉華部分體現出來。此外，一些代表建制派的前政府官員、媒體和專家對川普訪華的激烈批評，是他們試圖影響特朗普對華政策的另一種表現。
就川普本人而言，他考慮中美關係缺乏廣闊的視野，過分關注比較狹隘的利益訴求，重視短期利益目標，忽視長遠利益，這些都與中方處理雙邊關係的風格大相徑庭，造成雙邊互動的「不合拍」。此外，特朗普以其擅長的「交易」風格處理中美關係，優點是能接受互動的互惠性，缺點在於其謀求利益最大化、虛張聲勢、搞議題掛鉤等做法增加了中美博弈的難度。
2018年中美關係的發展將受到三個因素的影響。一是經貿問題。由於2017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超過2016年，川普政府很可能會加大在貿易問題上的對華壓力，以推進其所謂「重新定義中美經貿關係」的目標。特別是如果川普認為在朝核問題上中國的作用已達到限度，在貿易問題上對華施壓將會更加無所顧忌。
二是朝核問題。2017年國際社會採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動向朝方施壓，但朝鮮依然故我。預期2018年朝鮮會繼續推進其核導開發。在此情況下，美方或強人所難地要求中方採取更進一步的對朝施壓措施（如停止供油），或對朝採取激烈施壓行動（如海上封鎖），加劇半島緊張局勢，這些都會導致中美關係的緊張。
三是美國國內政治。隨著「通俄門」調查的深入，如果川普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甚至威脅，會不會尋求在外交上製造摩擦和危機以轉移國內的注意力？2018年底的國會中期選舉對特朗普推進其政治議程至關重要，不排除他為了確保某些共和黨議員連任或候選人當選，在對華貿易問題上採取進一步對華施壓措施。總體而言，2018年的中美關係會遇到更多挑戰。
對中方來說，處理2018年中美關係的思路應該是善加引導、穩中有進。首先，要繼續發揮元首外交的引領作用，抓住川普這個「牛鼻子」。在預期沒有元首互訪的情況下，要積極和創造性地推進元首互動。
其次，要充分發揮中美四大對話機制的作用，圍繞對話機制開展積極互動，深化和擴大與特朗普執政團隊的交往。第三，2018年是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相信中央將出台一系列新的重大改革舉措，要讓新的改革紅利成為穩定和推進中美經貿關係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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