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軍委收回「槍桿子」，免讓武警部隊成為某些官員的「私器」。（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中共中央27日發布消息，自2018年起武警部隊由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領導，不再列中國國務院序列，結束維持22年的「雙重領導」制度。《多維新聞》分析，這場武警領導制度改革是本輪習近平對軍隊進行全面改革的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軍委對於軍隊領導制度的重新厘清，從本質上說，也是一場總結歷史經驗和現實教訓後，對地方政府的一場「杯酒釋兵權」。
武警即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從成立之初就是由軍人和警察兩部分構成，因此武警的管轄權「天生」就帶有雙重性質。1995年中國國務院、中央軍委明確了武警由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實行統一領導管理與分級指揮相結合的體制。中央軍委主要負責武警部隊的組織編制、幹部管理、指揮、訓練、政治工作；國務院主要負責武警部隊日常任務賦予、規模和編制定額、指揮、業務建設、經費物資保障。
分析指出，儘管是雙重領導，但在現實中武警成為地方政府手中除了公安之外的另一支武裝力量，這在人事任命上就能體現。按以往的慣例，地方各級公安領導均兼任當地武警部隊的第一政委。而針對調動武警、人事任免等重要事宜，武警部隊內部的決策層一般同樣也是這三個人：第一政委、司令員和政委。所以，隸屬地方政府的公安領導對武警有直接管轄權。
此次改革最核心的轉變，是將武警管轄權回歸中央軍委統一領導，實現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一元化領導。舉例來說，改革前，武警部隊正師級以上高級領導幹部的任命，由國務院總理與中央軍委主席共同簽署下達，以後只有軍委主席能簽署任命。此外，過去省委省政府可以動用1000人的武警部隊執行地方任務，今後如果發生重大突發事件，中國各省政府需先向中央軍委申報兵力，再由中央軍委對武警下達指揮命令。
▼習近平視察武警部隊。（圖／翻攝自新華網）
至於是怎樣的原因，促成習近平推動這次武警領導制度的變革。分析表示，首先第一主因無疑是「武警也是槍桿子」，因此需要在「黨」的領導下，以高度的政治性去安排使用，而非成為某些官員的「私器」。
第二，隨著中國改革的推進，對於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要求愈來愈高。過去20年，在面對維穩、土地、拆遷等社會治理問題時，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經常調動武警參與此類社會治理事務，進而造成民怨爆發的情況。分析說，武警易主，本質上是中共中央軍委對地方政府，尤其是某些官員的「杯酒釋兵權」，讓「槍桿子」回歸到「槍桿子」的使命，而非隨意用於普通的社會治理問題上。
▲薄熙來。（圖／達志影像／美聯社）
第三，武警領導制度改革，是中共在吸取薄熙來、周永康等事件經驗後的政治選擇。2012年2月6日，重慶市前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私自前往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滯留，薄熙來調動市屬武警部隊赴成都，包圍總領事館欲帶回王立軍，此舉引發外界對武警跨區執行任務的議論。此外，在周永康落馬前後，海內外亦曾有過「京城響槍」的傳聞。
▲前武警部司令員王建平。（圖／翻攝自新華網）
最後，腐敗也是導致武警內部需要一次大變革的主要誘因。目前為止，武警系統內落馬的高級官員就包含原司令員王建平，副司令員牛志忠，武警交通指揮部司令員劉占琪，武警交通指揮部原總工程師繆貴榮，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副司令員瞿木田，武警福建總隊原司令員楊海，武警河南總隊原司令員、武警工程大學原校長沈濤，武警江蘇總隊原司令員於鐵民，武警河北總隊原司令員李志堅等9人。腐敗程度之深、範圍之廣、層級之高，令外界瞠目結舌。
分析強調，此次武警領導制度的改革，是中共軍委在「黨領導槍」的大原則下，吸取以往經驗教訓，對於地方政府的「杯酒釋兵權」，對於武警系統的全面整頓的開始。
▼中共中央下令，武警部隊自2018年1月1日凌晨0時起歸中共中央軍委建制，不再列中國國務院序列。（圖／翻攝自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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