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理反應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並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司法實務上也時有測謊品質不佳或鑑定有問題而造成冤案。（圖／視覺中國CFP）
我國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絕大多數都會遇到以下的問題：「律師，測謊真的有用嗎？能夠還我清白嗎？」、「如果拒絕測謊，法官會不會覺得我作賊心虛，反而判我有罪？」
先從測謊的歷史談起，1895年「犯罪學之父」龍布羅縮（Ceaser Lombroso），最早使用科學測謊儀器從事犯罪偵查；1940年美國人基勒（Leonard Keeler）進一步結合呼吸、脈搏及生物電流，改良創造了今日的測謊器；1922年美國加州舊金山警察局，正式將測謊器運用於犯罪調查。但是，截至目前為止，我國司法實務對於測謊究竟有無「證據能力」，仍然存有正反不同的見解。
肯定見解認為，測謊的基本原理，乃是一般人若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時，會產生微妙的心理變化，導致外部的生理狀況亦隨之變化，例如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聲音降低、大量流汗等情形，藉由測謊員對受測者提問與待證事實相關的問題，以及測謊機紀錄受測者所產生的細微生理變化，分析受測者是否下意識刻意隱瞞事實真相。採肯定立場者，認為測謊乃是屬於《刑事訴訟法》所規定，法院囑託鑑定的一種方式，如果被告、被害人或證人同意測謊，並依相關程序為之，該鑑定報告即具有證據能力，除不得作為有罪判決的唯一證據外，證明力強弱則由法官依自由心證判斷。
反對見解則認為，測謊受測的對象為人，每個人的生理、心理及情緒狀態，在不同時間不可能完全相同，此與「指紋比對」、「毒品鑑驗」等科學鑑識技術，可藉由一再檢驗均獲得相同結果，即所謂「再現性」，而在審判上獲得確信的情形不同，故測謊縱使可作為偵查手段，以排除或指出偵查方向，但在審判上，尚無法作為認定有無犯罪事實的基礎。反對見解並進一步指出，人的生理反應極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諸如疾病、高度冷靜的自我抑制、受測以外其他事件的干擾影響等，且與人格特質亦有相當關係，縱使今日的測謊技術要求對受測者於施測前後，均須進行會談，以避免其他因素的干擾，但科學上仍不能證明此等干擾可因此完全除去，是以生理反應之變化與有無說謊之間，並不能認為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但即便是採取肯定見解，實務上還是要求至少須遵守以下五項要求：（一）經受測人同意配合，並已告知得拒絕受測，以減輕受測者不必要之壓力。（二）測謊員須經良好之專業訓練與相當之經驗。（三）測謊儀器品質良好且運作正常。（四）受測人身心及意識狀態正常。（五）測謊環境良好，無不當之外力干擾。
雖然實務上已設有至少五項標準，但刑事程序的測謊，不可避免具有侵害個人內心自由及意思活動的性質，故有實務見解認為其對於人民的人格權侵害，甚至猶勝於違反緘默權之規定（參照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254號判決意旨）。因此，測謊所應遵守的程序，自應要求具備高度嚴謹性。例如，測謊員的專業及經驗，以美國測謊人員的訓練為例，正統基礎訓練部分，必須至美國測謊協會（APA）認可的測謊學校受訓，至少要完成400小時的訓練，所有訓練須在10至17週內完成，經由測謊學校考試及格，方取得訓練合格證書。不僅如此，實務工作者每年尚須至少完成30個小時的再教育課程。
反觀我國，因測謊品質不佳而發生冤案者，最著名的就是江國慶案，該案就曾發生關鍵的測謊報告錯誤，以致誤導偵辦方向，最終導致冤案發生。此外，實務上也曾經發生不同單位對相同受測者的測謊結果，竟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例如民國88年空軍桃園基地彈藥庫發生槍彈失竊案，當時涉案的3名士兵經調查局測謊顯示「有說謊反應」，事後經刑事警察局再測謊，結果卻是3人「無說謊反應」，證實確是遭到冤枉。此外，經監察院調查後，發現法務部調查局前測謊專家李復國，實施測謊的多宗重大案件，恐有重大瑕疵，乃要求行政院重新檢視李復國退休前「20年」，所實施的測謊有無判讀不當或程序瑕疵。
▲江國慶案就是因測謊報告錯誤，以致誤導偵辦方向，最終導致冤案發生的一例。（圖／民間司改會提供）
另一個更應該被重視的問題則是，如果對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0條第3項第6款明文規定，觀護人對於付保護管束之加害人（即觸犯性侵害犯罪，並經「判決有罪確定者」），得報請檢察官、軍事檢察官許可，對其實施測謊，同條第8項並就測謊實施機關（構）、人員、方式及程序，授權法務部會商相關機關訂定「性侵害犯罪付保護管束加害人測謊實施辦法」。然而，對於「尚未判決確定」的刑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測謊，《刑事訴訟法》卻反而欠缺明文規定，以致現行實務上對被告採行測謊鑑定，恐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疑慮。
測謊除了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的疑慮外，也有侵害人權之虞。以德國為例，實務上原則禁止對被告進行任何形式的測謊，理由在於測謊不可避免地將影響被告「意思決定及意思活動的自由」，因為測謊的原理，正是藉由受測人不可支配、無法控制的生理反應，來探知其可能不欲人知的訊息，德國認為此已侵害當事人的人格自由及人性尊嚴。
刑事被告常因擔心自己不願接受測謊，而遭到不利認定的無形心理壓力，而不得不選擇接受測謊。因此，至少在立法者尚未整體通盤考量，在不違憲的前提下為最終決定前，恐不宜由偵查或審判機關主動要求測謊，以免發生「形式上」同意，實質上卻侵害被告人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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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昌坪，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律師研習所講師，台灣行政法學會副秘書長、臺北市政府國賠委員、訴願委員、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88論壇歡迎多元的聲音與觀點，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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