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逝世30週年，國民黨首度邀請馬英九到中常會演講（圖／YouTube／ikslous）
記者張暐珩／台北報導
為擴大紀念已故總統蔣經國逝世30周年，國民黨部10日首度邀前總統、同時也曾任蔣經國秘書的馬英九列席中常會專題演講，紀念蔣經國對中華民國和台灣的貢獻。馬英九以「經國先生與我」為主題，細數兩人之間的回憶，其中還提到蔣經國在美國曾經遭遇槍擊的故事。
馬英九在紀念蔣經國的全文中，也提到蔣經國對台灣的三大貢獻，分別是「解除戒嚴」、「開放大陸探親」、「國會全面改選」。在總結時，馬英九也提到，「經國先生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侷限，親手終結威權時代，讓中華民國在經濟起飛之餘，也能推陳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開五千年實踐民主的先河。這是他為歷史、為中華民國、為臺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以下是馬英九演講全文：
吳主席、曾副主席、郝副主席、各位中常委、各位黨務主管、各位黨工同志、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應吳主席之邀，在蔣故總統、也是蔣故主席經國先生逝世30週年的前夕，來中常會報告他一生的行誼，我個人至感榮幸。過去30年，各種民調顯示，中華民國歷任總統中，經國先生始終是最受人民愛戴的一位。他正派、清廉、勤政、愛民的領導風格，大家都耳熟能詳，因此，今天我想換一個角度，從個人與經國先生接觸的幾個小故事，來緬懷經國先生。
民國51年，我唸臺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級，家裡從萬華搬到長安東路一段八號三樓，經國先生住在一段18號，兩家相距不到80公尺；從我家頂樓陽台，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有一年春節晚上，我們幾個小孩在頂樓陽台放鞭炮，用彈弓夾著最響的大龍炮，點燃引信後射到他家的院子，爆炸聲音很大。才剛射出一發沒多久，立刻有人衝過來查問，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後，態度很客氣，也沒罵我們，就走了。我想，應該是經國先生時常告誡身邊的人，要待人有禮。不過，我們幾個小孩也沒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那年，經國先生52歲，我12歲，這是我對經國先生的第一個的印象─對部屬要求嚴格。
民國57年，我高中畢業後到成功嶺受訓，被選為開訓典禮的宣誓代表，帶領一萬二千個受訓的大專學生，向當時主持典禮的國防部長經國先生宣誓效忠國家。宣誓完我跑上台，將誓詞呈送給經國先生。他收下誓詞，微笑地看著我，握著我的手，輕輕地說：「謝謝你」。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觸到經國先生，他的態度很親切，握手很有力氣。
民國59年4月，經國先生以行政院副院長的身分訪問美國，在紐約廣場酒店（Plaza Hotel）的大門口遭遇槍擊。刺客是臺獨聯盟秘書長與盟員二人。黃姓刺客開槍時，他的右手被身邊的紐約警察推高，子彈飛越經國先生頭上，在旋轉門的玻璃上留下一個彈孔。黃姓刺客立刻被警察與經國先生辦公室主任溫哈熊將軍合力制伏，連同另一位鄭姓刺客一起押走。經國先生沒有受傷，也沒有受到驚嚇，反而主動表示願意與刺客見面一談。但紐約警方認為不宜，沒有同意。經國先生當天對東南亞工商協進會的演講照常舉行，不受影響，展現的鎮定與氣度，令紐約僑界與國際媒體大為嘆服。在臺灣戒嚴的年代，能有幾個大官做得到？四月底經國先生回國時，各界數千人到松山機場迎接並致敬。我接到救國團的通知前往歡迎。他走過我們身邊，微笑揮手，親切自然，平易近人，毫無官僚氣息，令人印象深刻。
民國63年我從預備軍官退伍前，申請到美國紐約大學法學院念碩士，同時考上本黨中山獎學金。出國前，經國先生在三軍軍官俱樂部請我們10位中山獎學金同學吃早餐。他親切的問我們去哪一國，哪些學校，讀甚麼研究所，希望我們早日學成回國服務。那是我有生以來跟他接觸時間最久的一次會面，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飯，我也下定決心，取得學位後，一定要回國服務，貢獻所長。
提到中山獎學金，我忍不住要說，最近黨部向黨產會要求解凍辦理中山獎學金的經費被拒絕，因為他們引用據說CIA在1979年的報告說，在美國大學校園有臺灣特務學生。我要表達嚴正抗議。民進黨執政過八年，難道沒有去查過嗎？毫無證據就指控污衊，我們中山的同學絕不接受。
事實上，民國96-97年我競選總統的時候，我的老師孔傑榮特別來信表示，馬英九如果是特務學生，我絕對不讓他進博士班。
言歸正傳。民國70年，我在哈佛大學拿到法學博士並在紐約工作半年後，返國擔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三個月後兼任總統英文秘書，開始我追隨經國先生七年的日子。第一天擔任傳譯，我應該就讓經國先生留下深刻印象。那時我還是個90公斤的壯漢，那個傳譯的座位，卻是一張在經國先生與外賓之間的小板凳，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進去，挺胸坐正，膝蓋一頂，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茶杯裡的水全都灑出來，相當尷尬。後來總統秘書室的盧主任，還特別交代總務人員，要拉開茶几跟板凳的距離，以容納這位新來的胖秘書。那年經國先生已經71歲，我才31歲。
各位都知道，經國先生的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他是當時中國最有權力的領袖─蔣中正總統─的長子，卻在16歲那年，主動要求去蘇聯留學，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共產主義思想與政策，再去列寧格勒的托馬契夫中央軍政學校深造，還被派到烏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廠中做工，體驗基層勞工生活。他在當地娶了同事方娜（蔣方良女士）為妻，一度因為蘇共的路線之爭，與父親決裂。留俄12年，養成他一生堅強、親民、平實的個性，並充分瞭解共產主義與共產黨。民國26年返國後，經國先生從贛南初試啼聲，到上海奮力打虎，最後在臺灣發光發熱。
經國先生對臺灣有四大貢獻。第一，是推動十大建設；第二，是解除臺澎戒嚴；第三，開放大陸探親；第四，力行勤政愛民。十大建設促成臺灣經濟升級；解除戒嚴帶來民主改革；開放探親促成兩岸和解；勤政愛民端正臺灣政風。每一項都是歷史性的貢獻。我有幸追隨他7年，來談談其中三件饒富意義的小故事。
第一個故事有關解除戒嚴。
大約在民國74年，有一天經國先生收到他的美國好友、二戰英雄、美軍顧問團前團長戚烈拉將軍（Gen. Richard G. Ciccolella）親筆來函，討論戒嚴存廢的事。戚烈拉的論點很簡單，「臺灣的戒嚴跟國際社會瞭解的戒嚴很不同，讓臺灣吃了不少悶虧，有理說不清。既是如此，何不解除戒嚴，丟掉這個包袱？」我把這封信翻譯出來呈給經國先生。沒多久，經國先生叫我到辦公室，問我「戒嚴」這個字的英文是甚麼？外國人的說法是什麽？我說戒嚴的英文就是「martial law」，有些字典或百科全書指的就是「無法無天」（no law at all），或「軍事統治(military control)。經國先生皺起眉頭說，「我們沒有無法無天，也不是軍事統治啊！」我當時感覺，經國先生已經瞭解，臺灣被國際社會誤解得很厲害，戒嚴這個包袱很沈重。
一年後，民國75年10月7日下午，經國先生接見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葛蘭姆女士（Katherine Graham）的時候，親自宣布臺灣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我當時一個字一個字翻成英文，彷彿有電流通過我的身體，那是一種改寫歷史的感覺，終身難忘。
第二是故事有關開放大陸探親。
民國76年三月下旬，接見外賓後，經國先生突然問我：「英九，最近有甚麼特別的事情啊？」我立刻說「有」：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門町遊行抗議，他們穿著白袍，上面寫著「想家」，想回大陸探親。同時，立法委員趙少康、李勝峰與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我向經國先生報告，實際上每年都已經有近萬人經過香港，偷偷到大陸探親，造成守法的人吃虧，違法的人佔便宜的現象，顯然很不公平。經國先生聽了就說：「你去找張副秘書長，我已經交代他處理了。」原來經國先生已經決定要開放大陸探親。於是在張祖詒副秘書長的指導下，我們草擬方案，初步想法是在堅持與中共當局「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前提下，透過民間團體安排，經過香港進入大陸。這個民間團體，就是紅十字會。經過各方反覆協商，這個被我私下命名為「穎考」專案的兩岸探親計畫，在6月4日簽出來呈送經國先生核定後，交給行政院與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最後在11月2日正式實施。三十年來，兩岸已經有一億以上兩岸人民互相訪問，留學、投資、貿易，兩岸和解，終於默默的展開。經國先生從善如流，真正為兩岸做了很大的功德。
第三個故事有關國會全面改選。
民國75年3月，本黨舉行第12屆三中全會，並在會後的中常會決議成立由嚴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組，分別就國會改選、省市長民選、解除戒嚴、開放組黨、強化治安、加強黨務工作等6個議題研商推動方案。其中第一個就是國會改選。當時國會老代表意見甚多，進度不快。
當年11月的一個晚上，經國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那是我第一次進到他的臥房，就像一個簡樸的老榮民的臥室。經國先生那時身體已不好，肚子挺得很大，躺在床上說話。他問我國會改革的進度如何？我說大致順利，但老代表希望設立大陸代表制，爭議很大。經國先生問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臺的使時候，有沒有宣布我們還是代表中華民國全國？」我說沒有這個印象，要回去查一下。
兩天後，我向經國先生回報查詢結果。中央政府在38年12月7日從成都遷到臺北時，當年的國民政府公報並未刊載任何我國政府仍然代表中國的聲明。經國先生說，「我們的國會只要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選出，就是代表中華民國的法統。因此，設立大陸代表制並沒有必要。」我聽了之後，大大鬆了一口氣，這顯示他充分瞭解中華民國的法統是靠憲法維持，不是靠自然人維持。那天離開官邸時，看見繁星滿天，我深深覺得，中華民國能有這樣一位英明睿智的領袖，是多麼的幸運啊！萬一他支持大陸代表制，我們政府要如何向全國人民交代為甚麼30年前不改選呢？
我最後一次見到經國先生，是民國76年的行憲紀念日。他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大會。當時民進黨的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大聲鼓噪。經國先生不受影響繼續致詞，離開時，經國先生轉頭，對著臺下抗爭者，深深看了一眼。那個眼神好像是說：「我為臺灣做了這麼多事，你們怎麼這樣對待我？」那種眼神讓人非常難過與不捨，我這輩子永遠無法忘記。
19天後，經國先生過世了。當時我想，國會改革案如果能早一點完成，也許就可以化解這場抗爭。但是這個案子當時拖了整整一年，直到民國76年（1987）7月李煥先生出任中央黨部祕書長後才交給我加速處理。當時李登輝副總統是小組召集人，當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請示時，他就抱怨說：「這一年多專案小組都沒有開會喔！」主管部門耽誤的後果，也只有由經國先生概括承受。經國先生逝世後，李秘書長帶我到處去說明這個方案，儘管有些資深中央民意代表砲聲隆隆，中常會最後還是通過了改革方案。如果方案早兩個月出爐，也許可以避免行憲日當天的衝突。回想起來，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一個月後我到頭寮謁靈，為此在經國先生靈前痛哭，久久不能平復。
最後，請容我做一個總結。經國先生長於威權時代，卻能突破自身侷限，親手終結威權時代，讓中華民國在經濟起飛之餘，也能推陳出新，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開五千年實踐民主的先河。這是他為歷史、為中華民國、為臺灣留下最動人、最持久的貢獻。
經國先生逝世三十年了，我們永遠懷念他。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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