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順協 圖／多維TW提供
台灣最後一個專制統治者蔣經國逝世30週年，國民黨在1月13日前後一連舉辦3天追思紀念活動，有媒體問「誰是國民黨內下一個蔣經國？」馬英九答「這是一個好問題」；無獨有偶，曾任蔣經國秘書14年的宋楚瑜也搶在此時出版口述歷史《蔣經國秘書報告》，並在新書發表會上說，1982年他以「艾森豪獎學金得主」身份赴美訪問3個月，馬英九因此有機會代理蔣經國英文翻譯工作，「意外促成一位政治人物崛起」，大搶「經國門生」正統地位。
在蔣經國逝世後，對於島內仍屢有追思蔣經國行誼及緬懷其對台灣貢獻的紀念活動，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對此仍持批判態度。施明德曾因主張台獨、爭取民主，在白色恐怖時期、美麗島事件後分別入獄，長達25年半青壯時光身陷囹圄，而施明德最近直指國民黨高層意圖「以宣揚獨裁者的方式，獲得權力的選票」、是「沒出息、沒原則、沒理想」。與其早在1962年入獄時被國民黨特務刑求至全口牙齒被打落、1984年在獄中抗議「江南案」絕食4年7個月，期間被強迫灌食3,040次的個人慘痛經歷不無相關。
何以國民黨在蔣經國逝世30週年，仍在打「經國牌」？又何以黨外人士施明德等對蔣經國「獨裁者」印象依舊痛訴？大部分綠營人士雖不否認他對建設台灣的貢獻，但始終「不感謝」蔣經國在戒嚴前夕高抬貴手讓民主進步黨成立；也並未對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的開明選擇，對台灣民主體制發展的影響公開表示肯定。
要解釋馬英九、宋楚瑜搶當「經國門生」、爭正統，以及施明德、綠營人士無法忘卻對蔣經國的「獨裁者」印象，正本清源，還是必須剖析蔣經國複雜的人生旅程及所作所為，才能在其多種面貌中尋得些許輪廓。
磨難知疾苦 治理風格「道先於術」
蔣經國出生於1910年，彼時蔣介石仍是在日本振武學堂學習軍事的革命黨人，1925年蔣經國被送到蘇聯共產國際學習馬列主義，其時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1926 年組建「國民革命軍」展開北伐，1927年展開「清黨」，使得蔣經國成蘇聯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人質，而蔣經國處境堪憐地接受教育，最後通過嚴格的考核被推薦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候補黨員、黨員，期間擔任多年基層工人，並在蘇聯成親、生子。
1936年發生「西安事變」，逼得蔣介石同意第二次「國共合作」，且蘇聯獨裁者史達林及共產國際要求中共應該採取「聯蔣抗日」方針，1937年蔣經國終於獲得返回中國的機會。滯俄12年間，蔣經國是蘇聯工人、蘇共黨員、是命懸一線的人質，年輕時受馬列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洗禮、親身經歷幾度生死交關，除了對共產國際社會有深刻切身體會外，更讓其養成沉默寡言、謀定後動，敢為人所不敢為的堅毅、冷酷、強烈的敵我意識。蔣經國喜怒不形於色的複雜性格，一生所作所為都受到早年悲慘經歷所影響。
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與蔣宋美齡有親屬關係的「孔宋集團」鬥爭，後隨蔣介石潰逃、退守台灣，蔣經國來台後實行白色恐怖之諸般作為，「敵我意識強烈、敢為人所不敢為」，美籍華人學者阮大仁在其著作《蔣中正日記揭密》中，爬梳《蔣介石日記》記載其以父親的角色給蔣經國的書信片段，評論蔣經國的治理「道多於術」。
若以「道與術」的高度來檢視，或許能窺得蔣經國多種面貌的性格之一二，並能為其既冷酷又親民的兩極化形象做出解釋。
而蔣經國在台灣社會存在的多重形象，以其1969年起擔任掌握實權的行政院副院長（彼時行政院長由副總統嚴家淦兼任）來討論應為恰當。在此之前，蔣經國是孝子、是國民黨特務機關首長、是實施白色恐怖以鞏固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執行長；是不畏危險，親赴國共對峙前線大陳島、金門島，為將士打氣的軍事首長；也是輕裝簡從深入中部山區，看望穿山鑿岩開闢橫貫公路的退役官兵，在工程現場席地而坐、並肩用餐的弟兄形象；後期更有深入民間，遍佈本島與離島遍嘗庶民小吃而結交的民間友人。蔣經國的「道」是為了「鞏固政權」，因此即使下令逮捕異議分子、施以酷刑，侵犯人權亦在所不惜。
所以就算是曾與蔣家親近的自由主義者雷震，可以因倡言民主而坐獄10年；而中研院院長胡適可以被批判、被疏遠；戰功揚名國際、美國對其素有好感的孫立人將軍，可以被構陷「知匪不報」罪名而終生軟禁等，由蔣經國親手處置的案例實不勝枚舉。由此觀之，異議分子如施明德，在蔣經國主政時入獄遭到酷刑也就不足為奇，因為「讓人民心生畏懼」就是蔣經國的「術」。
時代在變 應時而變
蔣經國從1969年掌權到1988年1月逝世，這18年間，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國際，風雲變化至鉅的年代，台灣歷經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中（中華民國）美共同防禦條約》失效、兩次石油危機等動蕩，蔣經國的冷靜、沉著、謀定後動，讓風雨飄搖的台灣不但挺過風雨，甚至還創造「經濟奇蹟」，讓兩三個世代的台灣人同時感念。
而此時蔣經國的形象是「鐵肩扛千斤」，是能力排眾議說出「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後悔」以承擔的領導人；是「十大建設」經建藍圖的規劃者、同時也是推動「十大革新」、澄清吏治的改革者；是能靜下心來思索要將台灣未來如何推動，拔擢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具國家情懷、經世濟民思想的技術官僚，不受政治干擾影響得以發揮所長的領導者；是輕車簡從、體察民瘼、親民愛民的統治者，更是順應潮流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兩岸探親，手握屠刀卻願意放下屠刀的歷史創造者。蔣經國的「道」，以「建設台灣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來形容，雖不中亦不遠矣。
更重要的是民生經濟，對目前仍生活在台灣40歲以上的台灣人而言，蔣經國主政時期成績是相當有感覺的。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統計，1969年台灣的人均GDP為357美元，到了1988年已成長到6,369美元，靠著「十大建設」打下扎實基礎，讓台灣經濟轉型，「加工出口區」、「科學園區」設置並利用國民義務教育培育出高素質人才，也讓台灣得以搭上日本及歐美國家分工體系的外移產業鏈，都是原因。
淡江大學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分析指出，在蔣經國主政之時台灣沒有「統獨之爭」，再加上施政受社會主義思潮影響，許多政策有「抑強扶弱」、重視分配的「均富」傾向，足以團結全民一致拚經濟。斯言可謂一語中的。
苦悶一代 小蔣形象的世代差距
蔣經國建設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實質改善人民生活外，另一個重大成就，就是拍板決定了於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自1949年5月20日即開始實施的「台灣省戒嚴令」，親手終結台灣的威權統治時期，從而開啟台灣的民主化進程。
縱使綠營人士總是將台灣的民主化歸功於黨外運動以及「勇敢的台灣人」等內在因素，以及國民黨政權在「江南案」、「林宅血案」後逐漸失去美國的支持等外部壓力，卻不容否認當時握有「槍桿子」的蔣經國，還能有其他選擇的事實，但蔣經國毅然以「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力抗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再次展現領導人的承擔與決斷。
蔣經國對台灣的另一貢獻是促成了台灣經濟起飛並開放兩岸交流。蔣經國任內推動十大建設，抓住美日等已開發國家產業轉移的機會，將台灣植入國際產業鏈之中，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並在1982年到1990年間創下平均年通膨率僅2%，勞工實質薪資年成長幅度8%。
但對今天的台灣年輕人而言，蔣在民主開放和經濟成長的這些貢獻都已成遙遠而模糊的歷史，是父輩們的輝煌。台灣從90年代以降的產業外移和外來投資劇減，使得薪資長期停滯而物價卻不停攀升，相對剝奪感在年輕人心中滋生，產生了世代衝突。
而另一方面，因為自由民主已成社會主流價值，加之民主選舉的動員需求，二二八事件、林宅血案「威權遺產」反而成為悲情動員材料，蔣經國建設台灣、親民愛民的形象日益模糊，「獨裁者」形象卻日益鮮明，對蔣經國形象的解讀也因此產生「世代差距」。
蔣經國之後 再無蔣經國
再回頭來討論「誰會是下一個蔣經國」，確是大哉問。對於馬英九、宋楚瑜搶當「經國門生」之荒謬及算計，台灣人民應反覆追問這些從政者的「初心」為何？反覆敲打從政者「有違初心」之舉措；從政者則應捫心自問，是否確實做到「與民同在」。
台灣政壇或媒體實在不必再去追問「誰是下一個蔣經國」或是他的接班人，因為專制時代已遠，統獨爭議已成，再不可能有如同蔣經國既專制又開明、既求成長又重分配等多重性格集於一身的領導人出現，那就別再苦苦追尋蔣經國的接班人或去搶當「經國門生」了。
不過，蔣經國「應時而變，與民同在」的精神及身體力行，仍足堪為政治人物典範，蔣經國逝世30年，仍有高達53.5%民意認為他對台灣貢獻最大，當今台灣政壇人士對此應該汗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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