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婷
有一場21世紀的文明衝突正出現極具燎原之勢的「星星之火」，過去兩個月西方世界開始颳起一股「銳實力」（Sharp Power）風暴，矛頭對準的，便是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兩個非西方強者。
近來頻繁見諸媒體的「銳實力」，作為不同於「硬實力」、「軟實力」的新名詞，最開始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提出，意在提醒各國應警惕「上漲中的專制主義影響力」；隨後英國《經濟學人》以封面報導跟進，憂心忡忡地提問：「中國的銳實力，西方難以阻擋？」而「軟實力」這一概念的提出者奈伊（Joseph S. Nye）也主動出來宣示，為「銳實力」扣上「資訊戰」的帽子。
經過此番狂轟亂炸，加之一些現實例證的佐證，比如澳洲、紐西蘭、德國等民主國家最近亦相繼指摘大陸透過政治捐獻和提供免費旅遊等手段，誘使當地政客或官員代表北京利益來發聲，「銳實力」這一概念遂完成量變累積，並且迅速營造出「中國威脅論」的景象。而不甘任由西方詆毀和控制的大陸學者，亦聞風而動，紛紛發文批駁「銳實力」背後的輿論陷阱，並且試圖以「和實力」、「睿實力」、「智實力」等概念完成反擊。
拋開爭議回到源頭，究竟什麼是西方語境下描述的「銳實力」？它又和「硬實力」、「軟實力」等名詞有何異同呢？按照民主基金會學者沃克（Christopher Walker）和路德維克（Jessica Ludwig）的解釋，「他們（中俄）發揮影響力的技巧即使不是公開壓迫的那種硬，但這些技巧也不能算是軟的。」因其具穿透力和殺傷力，故謂之「銳實力」。
之所以「不硬」，很容易理解，因為根據奈伊最初的定義，一個國家的「硬實力」是其壓迫能力，亦即一種軍事及經濟實力演變出來的功能為基礎。換言之，與「銳實力」不同，「硬實力」很容易辨識、理解。之所以「不軟」，在於形式與目的不同軌，亦即看似「軟實力」的魅力攻勢下，實則隱藏著「銳實力」的禍心。
具體來說，西方認為走出國門且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不是為了擴大文化交流，而是為了「讓政權透過不斷嘗試，發展出一套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工具」，「其核心目標是要分散注意力及操縱輿論」；克里姆林宮開設環球電視網路「今日俄羅斯」（Russia Today），不是為了新聞傳播，而是「加快改造全世界對俄羅斯觀感及公共言論上的步伐」，「並在網上及現實世界羅織一個將國際輿論方向，調轉到有利於己方為目標的強力網路。」大陸大幅擴充自身在環球層面的經濟及商業利益，並不是為了「命運共同體」，而是「儘可能掩蓋或壓制中國境外批評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在西方語境下，中俄作為專制政權的代表，其發揮影響力的手段，即「銳實力」，包含「專制政權所發放的惡意及侵略本質」，是為「能穿透文化壁壘，改變西方價值觀的利刃」，與「軟實力」強調的吸引力相去甚遠。
從「硬實力」到「軟實力」，再到今天的「銳實力」，以及伴隨期間從未離席的「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論調，傳統西方社會深度焦慮暴露無遺。試想一下，如果中國大陸仍是幾十年前一窮二白、滿目瘡痍，或是改革開放之初、民生凋敝的中國大陸，早已率先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西方國家，還會將其放在眼裏？顯然不會。
而今西方對大陸的聚焦甚至鎖定，正是大陸影響力日盛乃至「銳不可擋」的最佳佐證。從毛時代的「站起來」到鄧時代的「富起來」，時間拉近到習近平時代，亦即「強起來」的時代，碰到習近平這樣一位政治強人，大陸開始展現出愈發強勁的進取心，外交上不再「韜光養晦」，轉而更加「出動出擊」，軍事上要「能打勝仗」，科技發展已經讓美國都感受到巨大壓力，對於太空的探索亦是穩步推進。種種現象不僅讓西方國家感到不快，甚且出現了明顯的疼痛感。為了最大限度化解焦慮、減輕痛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只能尋找新的冷戰對象，中俄即是最新的目標。
其實不難想像，早在1992年福山（Francis Fukuyama）便藉由《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宣告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優越性，並謂之「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習慣於優越感的西方國家，親眼目睹一個東方國家一步步由弱變強，一步步顛覆原有的國際格局，並意圖將己方發展模式和方案，提供給世界各國自由參照，是何等的反差和顛覆。由此層面來看，西方炮製的「銳實力」概念，與其說是為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挖的輿論陷阱，毋寧說是自己掉進過去優越感與今日挫敗感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因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先行與對西式普世價值及西方文明的頂禮膜拜，所以西方國家對於大陸之「銳不可擋」，即便有著和平、包容的傳統文化底色，有著源遠流長的東方文明底蘊，還有習近平在多個場合反覆承諾的「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中國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複製中國的做法」，西方國家仍舊不相信這頭睡醒的獅子不會吃人。
被本刊冠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宣言」的中共十九大報告，更加強化西方的認知與判斷，習近平則讓此一認知被空前強化。因為大陸不僅宣告新時代的到來，並為未來劃定明確的時間表、路線圖，即完成對自身現代化強國構建的同時，完善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的解釋力、說服力。強國意味著什麼？在西方的認知裏裏，強國必霸，「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依然是有效的國際規則；中國模式意味著什麼？不就是中國大陸版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嗎？
透過如此天衣無縫般的概念嫁接，「銳實力」的提出者與眾多擁躉意欲實現的，並非對「銳實力」做出有效的反擊，而是凝聚出反對中俄的共識。按照民主基金會的說法，「要因應專制國家『銳實力』帶來的挑戰，其他國家需要一套多方位的回應，當中需包括掀出中國及俄羅斯發揮其『銳實力』的管道。」而奈伊觀點則相對中庸、平和，因為「民主國家回應銳實力時須小心謹慎，不要反應過度，如果遵照那些鼓吹以專制模式來與銳實力競爭人士的意見，便會導致自身軟實力受到削弱」，何況，「勒令關閉中俄合法的軟實力工具可能適得其反」。
顯而易見，藉由對「銳實力」概念的打造，營造出一幅專制主義影響力強勢而來的「末日景象」，卻不得不承認己方的束手無策，並美其名曰是為了避免自身「軟實力」受損。難道對中國大陸有別於西方的發展理念和發展目標的包容，以及對人類和平發展共同事業的客觀認識，不該是西方自由主義該有的精神內核嗎？
說到底，這場由「銳實力」作為導火線的東西方論戰，注定與所謂的「硬實力」、「軟實力」無關，而是一場不可避免的文明衝突，但衝突不再以歐美中心論為中心。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20世紀末即預言，世界正在變小，文化的接觸會產生摩擦。而今世界已成為小而緊密的地球村，不同文化構成的文明必然不只是摩擦，甚至最終導向衝突。既然衝突不可避免，那麼西方文明在今天，又真的做好準備向東方文明宣戰，並將展開這場衝突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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