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因腦癌在今（18）日上午病逝，享壽83歲。（圖／CFP）
大陸中心／綜合報導
作家李敖今（18）日因腦癌病逝，享壽83歲，長女李文今天以李敖翻譯的愛爾蘭民謠《丹尼少年（Danny boy）》來追悼父親。根據《中國新聞週刊》報導，李文曾撰文描述父女之間的趣事，像是自己不喜歡被稱為「李敖的女兒」，而在李敖過完74歲生日後，也曾提到自己正在「逝去」，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
台北榮總於18日上午發佈訊息，長期與腦幹腫瘤奮鬥的作家、前立委、政治評論家李敖過世，享壽 83 歲。李敖長女李文向外界證實這項消息後，貼出了李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丹尼少年》的譯版哀悼父親，「哦，丹尼少年，當風笛呼喚，幽谷成排，當夏日已盡，玫瑰難懷。你，你天涯遠引，而我，我在此長埋」。
《丹尼少年》是由愛爾蘭民謠《倫敦德里小調》改編，原是一位愛爾蘭父親寫給即將從軍的兒子，告訴他，「當你下次回來的時候，我大概已經躺在墳裡，就像整個夏天的過去，花朵的凋零，就像你現在要走，也不能挽留。」後來作者又加上第4段，才使得這首歌由父子間的訣別，成為像情人般的分手。照愛爾蘭民歌的原始意味，這首歌是寫父子之情，丹尼少年最後尋找到的，是父子之愛。
▲李敖長女李文。（圖／翻攝自互動百科）
根據中國新聞週刊指出，1982年李敖剛出獄不久，譯畢歌詞後，還有段附記，「照愛爾蘭民歌的原始意味，這首歌是寫父子之情，丹尼少年最後尋找到的，是父子之愛。我這裡意譯，當然別有所延伸，特此聲明如上。」同時也刊登2015年春節時，李文受邀為當年的春節特刊《致父母》撰文，回憶了父親對她的影響，以及父女之間的一些趣事。
請不要叫我「李敖的女兒」
文／李文
本文首發於總第697期《中國新聞週刊》
我最不喜歡被貼的標籤，就是「李敖的女兒」、「李敖之女」。我希望別人對我的稱呼是「李文博士，英語教授，作家，禮儀專家，演講人，嘉賓主持人，維權者，監督人，形象顧問，購物專家，名媛，以及城市不文明現象批評者」……惟獨不希望別人稱我「李敖的女兒」。然而，仔細想想，父女之間的影響是的確存在、無法抹掉的。甚至我不希望別人稱我為「李敖之女」，也都和他對我的影響有關。
不被洗腦
我出生在紐約，小時候在台北住過幾年，但是老爸堅持，我不能被三民主義洗腦，所以我又搬回到了紐約，英文就成了我的母語。
我在台灣住的那段時間，老爸已經坐牢了。姥姥有時會帶我到獄中探望他。大多時候我們只能通過電話交流。偶爾可以見面，我會摸摸他的手背，抱一抱他，他會削一個蘋果或者剝橘子給我吃。監獄規定每週只能寫兩封信，雖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聯絡，但他每星期一定會寫一封給我。
我的中文不好，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給我聽，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給他回信。信裡大部分是講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識，教給我一些英文單詞，有時還會夾上他從書上裁下來的有意思的圖畫。爸爸很細心，為了確定信都能收到，他每次都會在信的末尾寫上「小文的信已收到」，還叮囑我要照顧姥姥。
因為是小孩子，所以貪玩一些，每次收到信，我都會覺得好麻煩，又要給爸爸回信了！現在回想起來，這些信裡的很多觀點都對我產生了影響。比如他說，「小文，我們不要信人，我們要信狗，人不可信。」還有許多和世俗觀點相背離的看法。當時並不理解老爸的用意，現在再看這些信件，和當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體會，覺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這件事。雖然我一直認為老爸不是一個適合有家庭和孩子的人，但一旦成為了一個父親，他是投入了全身心的努力來扮演好這個角色的。而我也從那時起，有了家裡養狗的習慣。
我在美國差不多生活了38年。在美國生活的好處是，沒有人會理會你的爸爸是誰、住哪裡、開什麼車，大家在一片平等的氣氛中生活。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時，非常不喜歡別人把我和老爸聯繫在一起。我認為我和老爸是各自獨立的，不需要在提到一個人的時候，要帶上另一個。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在危險的時候「利用」老爸的名字，員警或政府部門的人聽了會加快腳步，而大家也不會質疑我維權的目的，大家完全瞭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饒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還好，漸漸地我也有了自己的小名氣。
在美國生活期間，我看過太多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中國人也的確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習慣。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生活，那就是自尊、自重、懂禮但不能隨意屈服。我覺得，不管是海歸還是華僑、華裔，只要是有中國血統的人，都應該為中國做一些事情。2002年我決定搬到北京來。老爸友善地警告過我，雖然我的想法是好的，但以我在紐約養成的個性，以我在美國形成的美育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我在北京可能會處處跌碰、格格不入。事實證明，他說對了，但我也並不為這個決定後悔。
這些成長經歷和感受決定了我後來的工作方向。正因為有了中西方文化的對比，能夠看到差距。我目前正在寫一本書叫《李文談禮》。當然，我講的禮儀，並不是李文的禮儀，而是國際的禮儀規範。
一位《中國日報》 的資深編輯曾對我說，「李文，中國人的道德已經跌入低谷了，你為什麼還要寫這樣一部書？」一位外國朋友也曾對我說，「我已經對中國人徹底失望了。」聽到他們的話，我感到很羞愧，難道我們中國人真的不可救藥了嗎？難道我們就這樣無動於衷、任其自然發展下去嗎？不，我一定要採取行動，做中國道德的堅決捍衛者。
在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裡，我都添加了正在讀書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畫，都是我最喜歡的油畫。受老爸的影響，我也喜歡書。我很小的時候就幫他擦書，那時覺得很煩。但現在我家的書也非常多。我覺得，女人最美的時刻之一，就是捧著一本書靜靜閱讀的狀態。真正的淑女是美貌與才氣兼得，真正的優雅不僅僅來自良好的儀態舉止，更來自內在知識的豐富。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我也像爸爸一樣，躲在自己的書房、陽台靜靜讀書。女人讀書有多種姿態，但只要全心進入書的世界，都是最迷人和高貴的，充滿誘人的魅力。但遺憾，中國現代的男人女人們，每天忙著賺錢，無頭蒼蠅一般做事、玩，我覺得很浮躁、壓抑、虛榮、世俗、膚淺、假、沒勁。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無論多忙、多壓抑，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因為只有這樣，你的心靈才會快樂，才會更有靈氣，會懂得讓自己變得更優雅、更精緻，心裡更有自信，更有品位。
▲2005年9月，李敖、李文父女在北京。（圖／翻攝自中國新聞周刊）
播種的人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為我打維權官司。其實我是一個英文教育者、素質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截然相反，但其實內在是統一的。
中國人面對不平、不公正的現象，採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種，第一種是忍氣吞聲，第二種是大人不記小人過，阿Q式的自己解釋，第三是流氓式的，私下裡報復你、揍你一頓，黑社會式的、黑手黨式的。理性的人都知道，這三種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
老爸最初找到治療社會瘡症的良方是——口誅筆伐。這個方式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生一定的效果，可也僅限於「一定」，對根本問題還是無法起到太多實際效果。後來發現，實際效果就是要靠訴訟，我打官司告你，可以解決很多問題。所以老爸後來在台灣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
我的選擇也是這樣。到北京後，遇到種種事情，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也更碰不上黑社會，我也選擇用法律來維權，這恰恰是講理、有素質、文明和禮儀的表現。依靠法律來維權，是需要智慧、方法、勇氣和信心的，也是與國際接軌的，這是與外在禮儀相匹配的內在禮儀。如果大家都文明守法，那麼就相安無事；如果你不講文明在先，那麼沒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
我的第一個官司與著名歌星董文華有關。最後我贏了。之後，我被物業斷水、斷電，鄰居用磚頭半夜砸我的客廳玻璃等，國台辦和美國大使館都有介入，最終我都度過了。
老爸在這個過程中非常支持我。官司獲勝後，他擬了一句謝詞贈給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你們的正義永不遲來。」他還在電視節目《李敖有話說》中公開講了這件事。他起的標題叫《流淚撒種，歡呼收割》。他說我爭的這些事雖然都不算大事，但又對「維持我們生活的品質」非常重要，他認為我是一個「播種的人」。他還說，「自由和公道是要爭取的，『法律不會講話，法律是在那裡的，可是你要使法律講話』，這種精神是很偉大的。」
老爸對我也不是沒有擔憂。但是他不會阻止我，因為這也是他曾經教育過我的。老爸是老狐狸，他打官司是看對方的銀行戶頭的，而我通常只打1元。因為我是美國人，所以沒有灰色地帶，也沒他想得那麼多。
所以老爸常說，小文可愛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魚缸裡面遊的一條小金魚，大家都知道我在幹嗎，很透明，又天不怕地不怕。其實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最簡單不過的。很多人覺得我很難搞，其實是他們想得太複雜。我很透明，只要大家遵守規則，按規則辦事、講禮貌，我們是能夠愉快相處的，一旦有了糾紛，我們都要用證據說話。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釋，可是你無法不同意我的證據，因為證據是客觀存在的，代表真實。
這樣的官司我打了10年多。最近一起還把老爸也「拉下了水」。我租了北京萊蒙湖別墅的一棟房子，因為房屋品質和物業服務起了糾紛。2014年6月，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裡發了一個帖子，沒有點出房東馬薇的名字，卻單獨點出了我的名字，而且它的大標題是這麼寫的，「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
老爸為此大發怒氣，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沒有關係，法院微博為什麼要扯上他。當然，他也覺得那樣一個昂貴的高檔別墅，竟然違建私搭盛行，房屋品質差到有十餘處的嚴重漏水，把他和我的古董和書籍都泡壞了，居然還要仲裁我們。我們倆還吵了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為了彌補，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了微博，立刻澄清這件事。之後，又嚴重投訴了三中院。除了對雙方個人資訊的差別對待，他們的通報裡還有對仲裁裁決的誤讀，這與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極不相配的。之後他們向我道了歉，在此後的報導中刪去了爸爸的名字。我申請向房東強制仲裁裁決，也立了案。
我經歷的另外一件事，也讓我和老爸有些失望。我的《李文說禮》當中，除了有對禮儀的歸納總結，還有對不文明機構和個人的列舉名單。這導致了這本書的誕生非常艱難。
我本來決定給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但是，就在出書前幾天，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刪掉1萬多字的黑名單。我和爸爸都特別生氣。當初決定在這裡出版，就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我的黑名單。後來，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單改成「非禮小故事」，我覺得很好笑，很俗氣，但是願意讓一步。最後，出版社又說，要把書中所有點名帶姓的都改成×××。我提到建外派出所，要改成××派出所，柏悅酒店，要寫成××酒店。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如果這樣，還寫出來做什麼，北京有上萬的飯店和派出所，讀者怎麼會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家？我聲明所有的文字我會自己負責，而且，列入黑名單我都有證據，即使惹上訴訟我也不怕，也不會連累出版社。最後，出版社說，那就減少一些，把××變成×。不過爸爸安慰我說，他的書刪得更慘痛，他都寧願讓盜版的去盜了。
我非常失望。為什麼大家做事情都這麼彆扭、怕事呢？難道是自卑？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敢講真話呢？那這個社會怎麼提高和進步呢？大家都沒有公民意識的話，我們國家怎麼在國際上抬得起頭呢？所以，我最後決心不能讓這本書就這麼出版。
我和爸爸一樣，打官司是打過程的。我們並不是因為和別人有仇，而是希望通過這個過程，提高大家的膽識、判斷是非的能力，創造一個大家都願意講真話、能夠講真話的環境，使中國成為一個講理、講禮的國度。
▲李敖與兒時的李文。（圖／翻攝自中國新聞周刊）
善霸
我和老爸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我和他一樣都不看其他人微博，我們都是「零關注」，我們都有點自大狂，哈哈。
我們在生活中也都是彬彬有禮、很溫柔的人。即使有糾紛，我們也不會罵人、不會砸別人家玻璃，而是擺事實、講道理。用老爸的話講，我們是「善霸」，我們也是一霸，但絕對不是窩囊沒用、被人欺負的濫好人。
我們還都認為，中國人講究的「以德報怨」是不對的，而應該「以直報怨」。所謂「以德報怨」，就是你對我不好，但是我要對你好，你打我右臉，就把左臉也給你打。而「以直報怨」就是如果你打我一拳，那我也要踢你一腳，這樣我們就扯平了。
為什麼更認同「以直報怨」？因為如果人家對你不好，你還對人家好，那該怎麼報答對你好的人呢？所以，別人打你一拳，你就踢他一腳；而對你好的人，你要擁抱他，這才是合乎人情的人間規則。「以德報怨」很偉大，但我做不到，我也不以為那種偉大是必要的。我們要求的是公平，是人間正義，一個有仇不報的人，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因為這種人恩怨太模糊了，他們如果從事追求真理的活動是不可信的。中國人歷來講究以和為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我覺得，這種忍讓反而最終會害了大家，因為這個社會最終會因為沒有人敢講真話而變得非常虛偽。
現在我和老爸見面的機會不多。我長大以後，我們的相處方式就比較像朋友，像哥們兒。我每個月從紐約給他寄《花花公子》和名言書籍，他比較欣賞和信任我在這方面的鑒賞力。我也會通過微博調侃他的穿衣打扮，比如我會嘲笑他穿的褲子總是同一款式的Dad Jeans——高腰、皺紋、大2號，邋遢，不性感，我還挑他的微博裡的英文差錯，比如該大寫的字母沒有大寫，書名沒有使用撇號等等，我還準備整理一個「李敖10大禮儀No No」，我想像老爸看後的情景一定特別有趣。
老爸也會在電視節目上笑話我。有一次，他在電視訪談裡說我「可怕」，因為我有200多雙鞋子。他說，有200雙鞋子沒問題，為什麼還要顯擺呢？他邊說邊哈哈大笑地補充說：「但是對女人，顯擺也很重要。」
老爸過完74歲生日後，對我說他感覺自己老了，頭腦不再像以前那樣靈活，有時候還會做錯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人世，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他讓我將一些與「逝去」相關的英文語錄找出來。我送給他這一條，「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老戰士永不死，他們只是慢慢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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