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鏡週刊
人生路上，總有100萬個為什麼。例如：為什麼我遇到這種事？然而王婉諭想的，是更深沉的叩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
2016年3月28日，台北市內湖區發生隨機殺人案，受害者小燈泡年僅3歲，是隨機殺人案中最年幼者。從那天開始，王婉諭被稱為「小燈泡的媽媽」。2年後，她接受我們採訪，回顧事件，也談自己曾經嚮往的幸福。那一天，是幸福路被砍斷的一天，更是幸與不幸的世界重疊的時刻。
她冷靜理性依舊，不可能治癒的傷痛也依舊，淚水在她的眼眶中散發微光，像小小的燈泡，試圖要照亮一條愛與同理的路。
2016年3月28日，下午，做完筆錄，王婉諭到學校接大女兒小蝌蚪。「小蝌蚪問我：『家裡怎麼了嗎？為什麼今天特別早接我？』我說：『小燈泡死了。』她問為什麼？我說：『在路上被人家殺死了。』因為我們都跟孩子說，在視線範圍內才安全、才能保護你，所以她第一個反應是：『她亂跑嗎？』我說沒有。她又問為什麼？我跟她解釋：『那個人或許腦筋有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到現在，王婉諭仍然想知道答案。
一輩子都少了一個人
同一天下午，為了不讓媒體錯誤報導，王婉諭接受媒體採訪，描述事情經過。從那時開始，她被稱為「小燈泡的媽媽」，沒有一般人想像的崩潰哭喊、憤怒指責，也讓她被稱為「非典型受害者」。
她理性而冷靜地表達想法，呼籲大眾重新省思社會問題，也開啟了更多理性對話的空間。同年11月，王婉諭獲總統府邀請，以受害者、受害者家屬的身分參與司法改革國是會議。
王婉諭的家像是一個音樂盒，在門外能聽見裡面正播放著鋼琴協奏曲。我們在她的委任律師丁穩勝陪同下採訪，才按下門鈴，就感受到裡頭三個孩子笑著、跑著、跳著的震動聲，門開了，首先探頭的是小鯨魚，4歲的男孩，正是開始對世界好奇的年紀。讓我不禁想起，那一天，二女兒小燈泡也即將4歲。
小鯨魚身後是爸爸劉大經，劉大經身後，是39歲的王婉諭，她穿著水藍色格子襯衫、米色長褲，10歲的小蝌蚪與4歲的小海豹依偎在旁。我們入內，採光明亮的客廳放著一架鋼琴，上頭一張全家福照，曾經的一家六口，滿臉幸福的笑。
但小燈泡不在了。牆上的塗鴉、缺了一人再也坐不滿的大餐桌，在在提醒著這件事情。劉大經說：「那是一輩子都會感覺少一個人。」夫妻倆也曾打算搬家，逃離這裡，但回憶太多了，捨不得。
出事那一天，一家人住這裡不到一年，他們從苗栗搬來，是因為劉大經的工作轉換到了台北，「我很在乎全家相聚、陪伴的時間，我們搬來台北之後，可以每天送小孩去上學，然後上班，回到家就一起吃晚餐。」王婉諭說。
像燈泡在發亮的胚胎
劉大經在旁輕輕點頭：「我下班回來，四個小孩就會一擁而上，或是跟我玩捉迷藏，小燈泡的個性比較搗蛋，每次找到，她都會說不算。」聽見先生感性的話語，王婉諭哽咽、流淚，但情緒節制。談話開始前，她的手中已握著一條手帕。
回憶無處不在，例如客廳的窗台。「她覺得我們家看出去很美，有時候晚上不睡覺會跑出來，她說：『我來看看這美麗的世界。』」王婉諭一邊說，一邊看向那扇窗。她淚水的形狀，像一顆小小的燈泡，悲傷在裡頭發著微光，然後一眨眼，燈泡就破了。
懷孕時，她會對肚子裡的孩子說話，大女兒的超音波照片像蝌蚪，所以暱稱小蝌蚪。懷小燈泡時，想讓小蝌蚪有參與感，便讓她幫小燈泡取名，「姊姊也是看到超音波，覺得那一顆有心跳的胚胎，很像燈泡在發亮，所以就叫小燈泡。」
小燈泡離去，許多政治人物前往靈堂悼念，其中呂秀蓮留下一張卡片，寫著：「小燈泡，大燈照，照出黑與暗。」這讓王婉諭想起，有一次孩子們討論以後會變成什麼。小蝌蚪長大會變青蛙，「小燈泡說她會變燈罩，可是燈泡長大還是燈泡，不會變燈罩，但她很堅持，長大以後要變燈罩。」
那一天早上，王婉諭還與小燈泡討論買蛋糕，慶祝4月23日的4歲生日，「她突然跟我說，要青蛙在荷葉上的蛋糕，我說，青蛙在荷葉上比較難，只有青蛙比較簡單，她就說，那她只要荷葉就好。」荷與蓮，佛教裡象徵離汙生淨，「我們事後想，她是不是自己知道會發生一些什麼？」
這讓理性的她試圖相信，「小燈泡的離開是有意義在的，她或許肩負著什麼樣的使命。所以我們有機會多做些什麼，其實很願意去做，對我們來說，這樣想是一個安慰。」這是她參與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的原因。
王婉諭是苗栗人，父親任職國營機構，母親是高中老師，童年成長於半山腰的社區。「親戚鄰居，加起來快十幾個孩子吧，我們就在路邊玩，騎腳踏車、躲貓貓。」小時候她就嚮往成為家庭主婦，大學時一邊讀親子教養書，一邊規劃幸福的藍圖，「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是生二個男生、二個女生。」孩子們擁有同性手足，可以彼此陪伴，一起長大。
吶喊求救嘗冷漠滋味
台大畢業、美國南加大留學，之後進入竹科，當研發工程師、行銷經理，優異學歷與亮眼職位，都沒讓她放下幸福夢。28歲，她與同樣在竹科工作的先生劉大經結婚，如願生四個孩子：小蝌蚪、小燈泡、小鯨魚、小海豹。為了孩子，她放下工作，成為全職媽媽。
回憶那一天，王婉諭淚仍流著，但語氣變得更理性，更冷。那一天，王景玉買了刀，走在王婉諭與小燈泡身後。那一天，是幸福的世界與不幸的世界，在同一條路重疊的時刻。
那時小燈泡的三輪車，卡在騎樓的台階上。「我們帶小孩，常有路人願意幫忙，第一時間我以為他來幫忙，我說不用不用的時候，就發現有血。」想像中的好意，在瞬間翻轉成為罪與惡的現實。「當下我抓住他，吶喊然後求救的時候，我感覺有些車經過，慢下來，然後就開走了，我當下感覺到冷漠，那個冷漠的味道。」
談到這裡，她充滿淚水的臉龐，浮現一抹很深的苦笑，開始自責自己過去不關心社會議題，是冷漠無感的人。「我覺得我嘗到冷漠的惡果。我曾經這樣想過，比如之前的無差別殺人事件，如果我們大家就很有意識去努力些什麼，或許後面的發生率會變低。」
2年前的社會氛圍，或許可用這些事件名稱來描述：2012年曾文欽湯姆熊隨機殺童案、2014年鄭捷捷運隨機殺人案、2015年龔重安北投文化國小隨機殺童案。然後是2016年，王景玉內湖隨機殺童案。5年間，4起隨機殺人案，讓整個社會緊繃到極限。
王景玉，當時33歲，失業，有思覺失調症病史、吸毒前科。丁穩勝說：「他國小國中的成績都還不錯，國二時急轉直下，成績落後，產生挫折感，交到不好的朋友，接觸毒品，再來出社會工作不穩定，這挫折也高。最重要的是，他跟爸爸媽媽關係很緊張，爸爸是一個嚴父，跟他幾乎沒有溝通，甚至二人有過暴力衝突。」
凶手父斬斷兒交友圈
丁穩勝說：「第一次精神鑑定，的確是看到王景玉在犯刑前，精神狀況異常的變化，他寫十幾本日記，天馬行空，完全沒有現實性。所以老實說，他後來下手犯罪，不是畏罪而編造，因為有2、3年的時間，他一直在幻想自己的角色，幻想的這個社會也不是中華民國，可能是堯舜時代。」王景玉認為自己必須傳宗接代，而要完成這件事，必須殺死一個人，然而他的家庭沒有意識到他生病了，爸爸不讓他就醫，只給他錢，叫他去買春。
妳心中沒有恨嗎？我問王婉諭。「我不清楚恨的定義。我會怪，會怨，但可能沒有到恨。後來看了他的成長，那個人會長成這樣，家庭要負很大的責任，我覺得他爸爸沒有好好對待這個孩子。他其實沒有什麼朋友，他的朋友曾經要去家裡關心或是打電話，他父親都會斷然拒絕、掛電話，覺得你不需要朋友，所以他跟任何人沒有情感連結。我覺得沒有情感連結，是很可怕的。」她沒有憤怒情緒，反而展現了同理心。
她也不說負面的言語。「附近鄰居幫我制伏他，民眾很氣憤，會打他，會問他，這人跟你無冤無仇，你幹嘛要這樣子？他就一直說，他要傳宗接代。所以當下…」她停頓，似乎不想輕易定論、不希望精神病的汙名化加深，因此修飾了用詞，「我就不覺得他整個脈絡是很合理的。」
苦笑應對司法荒謬處
儘管同理，但該用什麼態度談王景玉，她仍在摸索。「像弟弟妹妹會問，他是壞人嗎？我說不知道，因為，好或壞怎麼定義？我們只說，他腦袋可能生病了，但他做了壞事，所以現在被關起來。」要讓孩子明白這些連大人都難以說清楚的事，是個難題。「我只能據實以告，可是怎麼樣讓他們理解，姊姊沒什麼困難，但是弟弟妹妹就很難想像。」
事發後25天，鄭捷三審定讞。像是為了平息社會大眾的怒火，同年5月10日，鄭捷死刑執行。
王婉諭不支持死刑，也不同意廢死。「我覺得在執行槍決前，該做的事情要做，我們一直都沒有對犯罪預防或犯罪行為，有很多的理解、調查、研究。」劉大經在旁補充：「在製造業裡面，當我們碰到一些問題，都會解析成因下對策，可能在科技製造業工作久了，加上她一路都是學理工，我覺得她因此比較冷靜去思考或分析一些問題，這個習慣她已經養成了。」
談到司法過程，王婉諭苦笑，那是看見荒謬的苦笑。「我第一次去的時候，偵查庭就請我們表達量刑意見，我們就說，沒有辦法表達，什麼資料都沒有，我們沒有機會了解，更遑論直接跳到表達量刑。」
王婉諭說：「我覺得不管是贊成死刑，或不贊成，都還需要想清楚。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掙扎，很多時候沒有想要符合社會期待的典型受害者的樣子。再加上，一審開庭前，我們對被告（王景玉）的狀態完全不清楚。這件事情讓我們覺得很弔詭，就是我們怎麼可以對一個人，他到底怎麼了都不知道，就要談量刑的程度，這是我們覺得荒謬的地方。」
理解才能夠真正修復
小燈泡為何失去生命？這背後是更深沉的叩問：「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這是王婉諭想知道的。
然而偵查階段，整個司法體系沒有顧慮受害者的心情，不給她任何資訊。丁穩勝律師說：「因為偵查不公開，所以我們完全沒有接觸跟被告有關的卷證，事實上，王婉諭有要求，請檢察官讓我們知道，他就冷冷地說，這個部分不能曝光，就只講一個，思覺失調症。」更荒謬的是，當偵查終結，正式起訴王景玉時，做為受害者的她，只能什麼都不知道地離開法院，而還在回家的路上，媒體已搶先報導一切。
因此，王婉諭申請修復式司法，希望理解這一切。「因為我們一直在想，精神鑑定結果不應該只分析當下的行為能力，或是有沒有意識、能不能控制這件事情，應該是要做生命史的研究這個部分。」王婉諭說。僅管最後草草結束，但她的態度，讓此案有更深入的追索。丁穩勝律師說：「修復者判斷沒有有效對話的可能，這個案子之所以沒能繼續下去，是因為對方的父親也抗拒，缺乏病識感，認為未來他真的能夠出社會，可能也不支持他就醫跟吃藥。」
王婉諭接著說：「我們看到有國外或是台灣做的，是可以拉很長的時間，比如說5年、10年，讓被害者能夠理解這個人，理解為什麼會發生這些事情，有時候是讓對方真的知道這件事情問題在哪裡，不是輕易地道歉，而是整個家庭或整個環境，能夠支持他，往另外一個方向走，我認為那才是真正的修復。」
晚上9點半，當孩子們都睡了，王婉諭也要忙到凌晨才睡。她早晨8點起床，煮飯、洗衣，陪孩子聊天、讀書、寫作業、彈鋼琴。她的行程表滿滿，每週至少三天是孩子們自學的活動日。週末假日，一家人就一起外出活動。
這一天，全家到公園玩。她坐下聊天時，眼睛仍不時注意著孩子的動向。曾經想像的幸福是什麼？王婉諭說：「其實我沒想過幸福是什麼。」或許，那份幸福，是再也無法實現的事，不如不說。
盼陪伴孩子平安長大
我們談起小孩該不該滑手機，突然，她不說話了，眼睛定著，看著旁邊，神情緊繃。原來小鯨魚走遠了，一位騎著腳踏車的阿伯經過，遮住了小鯨魚的身影。下一秒，小鯨魚重新出現，發現媽媽看著他，跑了回來。
小蝌蚪與小海豹也過來，抱著孩子，她露出放鬆的笑容。「真要說的話，大概是一家人一起好好生活，陪他們好好長大吧。」一家人聊起昨日睡前讀的繪本，是一則老鼠做蛋糕給爺爺吃的故事。
幸福的反面，並非不幸，而是失去追求幸福的能力。幸福路該怎麼走？要用愛與同理，或是恨與憤怒？王婉諭已經給了答案。
- 年齡：39歲
- 出生地：苗栗
- 現職：全職媽媽
- 學歷：台灣大學地質學系、美國南加州大學材料科學碩士
- 經歷：友達光電研發工程師、奕力科技行銷經理、2016年總統府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籌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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