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貪女課員」二審逆轉無轉，引發恐龍判決的討論。但法官該就法論法，縱使法律情感很難讓人接受，卻是「法治國原則」的體現。（圖／視覺中國）
新北市汐止區公所課員王玉升等人，遭指控勾結土地仲介核准祭祀公業賣地，藉此收取台幣4千萬元。這個案子一審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重判王玉升13年有期徒刑，二審則改判無罪。
根據高院新聞稿說明，「王玉升、李昌諭之所以可以在『祭祀公業保儀大夫』出售系爭21筆建成段土地予與欣偉傑公司後，可獲取出售該土地價金差額的利益，是依據李昌諭於99年10月1日與蔡宏昇代表『祭祀公業保儀大夫』所簽訂土地買賣授權書的約定而來（王玉升當時並沒有承辦祭祀公業相關業務），這與王玉升於102年6月4日同意備查規約的行為，並無對價關係，即無法成立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行為，收受或交付不正利益的犯行」，進而逆轉改判王玉升等人無罪。
在媒體的大肆報導下，被媒體封為「最貪女課員」的王玉升竟然二審翻盤無罪，因此引發法院又出現「恐龍判決」的指責聲浪。但問題是：這個早已出現的爭議問題由來已久，究竟是司法者的解釋責任？還是立法者的立法義務？
有關《貪污治罪條例》職務上行為的「職務」，究竟該採「法定職權說」？還是「實質影響力說」？抑或「折衷說」？司法實務仍未有定見。我們當然知道這涉及到個案事實，也因立法密度與學說見解不同，而茲事體大。就因為茲事體大，立法者必須更有責任與義務去明確這個犯罪構成的要件，而不是消極的丟給司法者「累積實務經驗」，甚至因而揹上「恐龍法官」或者「視民意風向球來決定個案發展」的莫須有罪名黑鍋，別再讓皇后的貞操輕易地遭到外界質疑。
人權，已成為全球各民主法治國家所追求的普世價值，並逐步被落實在各種法律及規範制度中。立法院在民國98年3月31日三讀通過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兩公約》），同時通過其施行法，已於民國98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正式施行。
依《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註：除《兩公約》外，目前在台灣具有國內法效力的人權公約尚有：《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兒童權利公約》，以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其第4條更規定，「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所謂的「各級政府機關」，當然包括司法機關及立法機關。
我們不能因為擔心，如果明確了「職務上行為」的「職務」概念，將可能造成法律漏洞，因此無法處罰到真正的大咖、位高權重者，或讓部分禁止行為逸脫刑罰規範，就輕易的讓無罪推定、罪疑惟輕等實質正當法律程序，以較寬鬆的解釋標準來做認定。道理很簡單，因為這是基本人權的普世核心價值，當然不容許輕易地退讓。
至於立法者的立法義務，如果產生了怠惰或有了私心，相信人民最有效的抗議與反擊，應該就是用選票來表達，而這正是台灣最難能可貴的民主與法治精神。
●吳任偉，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高雄所主任律師，輔仁大學法律學院財經法律學系碩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88論壇歡迎多元的聲音與觀點，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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