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保護令的執行，多為被動式的處理，欲藉由法院所頒布的禁制措施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恐因此落空。（圖／CFP）
板橋發生恐怖分屍的情殺事件，引發社會震撼，面對如此兇殘的犯罪，就算處以極刑，能否有效嚇阻，實也是疑問。甚至如此次案件，行兇者已自殺身亡，再重的刑罰恐也無用武之地。所以，能否利用法律的防治機制來避免悲劇的發生，或許才是該思考的重點。
對恐怖情人的防止，自然會想到《家庭暴力防治法》的保護令。而此法得適用的對象，除為配偶、親屬與家屬外，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也包括同居或曾有同居關係者。同時，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者，除家暴被害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也包括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更將檢察官、警察與地方主管機關涵蓋其中。如此規定，就是在破除「自掃門前雪」、「清官難斷家務事」等的傳統觀念與束縛。
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總共列有13款的保護選項，以讓法官能選擇一或多款的禁制令。這包括禁止施暴、禁止接觸、禁止跟蹤、命施暴者搬出、命相對人遠離特定距離等等，藉由如此多元且具有彈性保護內容，就可有效避免被害人籠罩在暴力的侵襲之下。
只是法律的應然，總敵不過現實的殘酷考驗。比方說，法官要採取哪些禁止措施，雖為其裁量權，但往往得顧及當事人的意願，若被害人仍存有與施暴者復合之希望，就可能使保護令未列有遠離特定距離或禁止接觸等之內容。則當施暴者逼近被害人，且已求救於警察時，在其不能逾越法院之權限下，就只能消極性勸離，致顯得無助與無奈。
更麻煩的是，在警力有限下，任何保護令的執行，恐多為被動式的處理，原本欲藉由法院所頒布的禁制措施，以來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的目的，就會因此落空。故若要讓保護令真正獲得實踐，勢必得修法將電子監控加諸於施暴者身上，以能使警察及早得知，並盡早為防制。惟如此的立法政策，卻又陷入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間的衝突與抉擇。
此外，不在《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適用範圍，如被追求者長期糾纏與跟蹤之情形，於其無法聲請保護令下，或可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向法院請求暫時狀態的假處分。惟此聲請，必須有重大損害或急迫之危險，要件極為嚴苛，欲以此來擺脫糾纏者，顯屬緣木求魚之想法。
若此路不通，就只能依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通知警察前來勸阻，但不聽從，也僅處以3000元以下罰鍰或申誡，實難有效制止糾纏者，致凸顯現行法制之窮。
總之，對於目前家庭暴力的保護機制，除得重新檢視與修正外，內政部正研議的「糾纏行為防制法」草案，更得加快立法腳步。否則，恐怖情人的陰影，就使被害人時時面臨恐懼，甚而是生命的威脅。（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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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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