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保障精神疾患的人權，未來是否需要強制鑑定與住院，得由法院決定，且整個過程須採聽審程序，並保障精障者有委請律師在場的辯護權。（圖／達志示意圖）
這幾年，只要有兇殘的殺人事件發生，總會將精神疾病與行兇者產生連結，也就會出現儘早找出病徵，並能對之進行醫療的輿論想法。而這種思維是否是對精神障礙者的一種歧視，不得而知，但現行《精神衛生法》對於重大精神疾病者的強制鑑定與住院制度，就隱藏了如此的想法，因此得接受合憲性與否的檢驗。
依據現行《精神衛生法》第19條第1項，經精神醫師診斷為嚴重精神疾病者，不僅須通報主管機關，更須由其家屬一人擔任保護人，以為相關緊急處置與照應，而成為最重要的預防機制。只是根據此法第3條第4款，關於嚴重病人的定義，竟規定為「須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者」，但於現今多元社會，如何能清楚判斷所謂怪異或奇想，不僅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更與醫學專業嚴重脫節。
更大的問題，還來自於強制住院的憲法疑義。因關於嚴重病人的對待，基本上以居家的社區治療為原則，但依據《精神衛生法》第41條第1項，若有危害自己或他人之虞時，經醫師診斷須住院者，保護人即有協助送至專門醫療處所為矯治的義務。若病者拒絕，依據同條第2項，主管機關不僅得為緊急處置，更有送請2位以上醫師為強制鑑定的義務。一旦鑑定有住院的必要，即應報請中央審查會為審理，並依據同法第42條第2項的規定，為最長60日並可為延長的強制住院處分。
目前最受爭議的強制鑑定與住院，雖已有法律明文，也有一定判斷程序，卻仍是由行政機關決定，是否有違人身自由須由法院決定的憲法原則，備受爭議。在2011年大法官所做出釋字第690號解釋裡，針對患有傳染病者，行政主管機關基於人民生命、身體安全考量，而對其所為的強制隔離措施，因目的乃在保護而非處罰相對人，自不能與刑事處分相提並論，再加以現實的急迫性，因此認為無庸適用憲法第8條的法官保留原則，致無違憲之虞。
依此而論，現行強制鑑定與住院的規定，在形式上雖符合大法官會議解釋的意旨，惟如此關乎病者重大權利的事務，不管是在決定過程，還是事後的法院救濟，皆未採取聽審程序，不僅無法讓當事人或其保護人為一定的意見表達，鑑定者亦不受詢問或詰問致無受檢驗的可能，而在實質上違反憲法正當程序的保障。
更值得關注的是，2014年，立法院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也正式成為我國法。而依據此公約第14條第1項第2款明文規定，任何身心障礙者不能被以身心障礙為剝奪自由之理由。依此而論，現行強制鑑定與住院的機制，就可能違反此公約之精神。也因此，於未來修法，除必須全面檢視《精神衛生法》外，對於強制鑑定與住院，恐就完全得由法院來決定，不應再停留於行政機關。同時，整個過程也必須採取聽審程序，並保障身心障礙者委請律師在場的辯護權。惟有如此的檢討與補正，才能使《精神衛生法》成為保障，而非限制身心障礙者自由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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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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