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看起來「不是自己理解範圍之」的殺人事件，產生的恐怖效應就因此遠大於其他更直接的生命威脅。（圖／翻攝自免費圖庫pixabay）
近日台北華山地區發生了疑似性侵不成殺人分屍的新聞事件，由於更早前才發生了另一起恐怖情人的殺人分屍案，因此這樣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成了近期社會關注的焦點。
多數的社會大眾，傾向由自身的心理社會經驗，外推這個世界的整體狀況，因此對於這類和自身經驗有著明顯衝突的人類行為，會格外容易產生扭曲和恐慌的心態，其實這樣的想法與真實世界的狀況並不相符。
就這個新聞事件而言，依筆者為文至今的新聞資訊來看，嫌犯本身在犯行之前的人際行為，並沒有特別的異常，週遭認識的人對他也沒有特別的惡評，只有疑似婚外情的對象懷孕並抱怨已婚的嫌犯始亂終棄，另外有嫌犯性關係複雜的傳言。
一般論者對這個新聞事件第一個關注的焦點是分屍。
事實上，凶殺事件在台灣本身就是小概率事件，在台灣的故意殺人件數，從民國９０年的全年１０７２件，到民國１０６年的全年３９９件，整體來說是呈現下降的趨勢，平均來講每年遇到這類事件的機率低於１０萬分之２，死於交通意外的機率是這個的１０倍。
但是由於人類心理一直對於交通工具的掌握擁有非常強大的自信心，這種看起來「不是自己理解範圍之內」的殺人事件，產生的恐怖效應就因此遠大於其他更直接的生命威脅，這也是人類心理的一個很大的誤區。
▲華山分屍案嫌犯陳伯謙。（圖／合成照，照片來源：爆廢公社、記者黃克翔）
如果就目前筆者可以找的科學研究來看，對照本次新聞事件，有幾個常見的論述可能需要澄清：
１、殺人分屍者一定是邪惡的「異類」？
其實殺人分屍案的發生率在世界各國差異頗大，瑞典的研究３０年間（１９６１－１９９０）共有２２件殺人分屍案，芬蘭的研究在１０年間（１９９５－２００４）有１３例，波蘭在５０年間有３０例，但在中國，光是上海市的範圍內，在２００５到２０１２的８年間，就有２４例。
但他們的共通點是，這些殺人者在統計上，有大多數是被害者的家人或認識的朋友，２０１６年波蘭Konopka的研究，２５個已知凶手的分屍案中，有２２例是熟識者犯案，在２０１３的中國上海的案例中，２４例裡熟人犯案也佔了２２例。
多數的犯罪者，都是足以與我們相熟互動並不太會被認為是怪物的一般人。
２、分屍的行為太詭異了，會做這種事的一定是變態？
不同國家的研究，幾乎都有接近的結論，多數殺人分屍的動機，都不是事先預謀，而且大半是情感糾紛，並且是殺人者在情緒激動下的產物。
分屍行為的主要動機，大多是準備淹滅證據，中國上海的研究特別將分屍者的動機予以分析，他們的屍塊數多半在２０塊到３０塊之間（遠高於台灣近日的兩個新聞事件），且由於各種監視器密佈，因此導致了將屍體分解以利搬運的結果。
３、最近發生的兩個案件凶手都具有運動類型的教練身份，這種人一定有暴力傾向？
早期如瑞典 １９９８年發表的３０年研究，確實有超過一半的加害者在手法上表現較俐落，並且有特定的職業背景，如屠夫、外科醫師、軍人、獵人，但越到近代的研究，這樣的情形越不顯著；例如中國上海的案例中，２４例只有５例是廚師。
而且另一種現象開始變得明顯，就是犯罪者其實會在網路上臨時搜尋分屍滅跡的資訊，至少有４例（佔１／６）顯示手法特別，但犯罪者並沒有相關經驗，完全是照網路上的資料來下手的。
４、分屍之後還把乳房保留下來，這一定有問題，是變態？
其實就人類行為研究裡，最常出現類似行為的，不是一般的犯罪者，而是戰爭。１９９３年 Mackinnon 一篇針對二次大戰的研究，就指出德軍、日軍都有類似的切割女性乳房、子宮的戰爭暴行。
更為人所知的，在２００８Weitsman 一篇分析１９９０年代波士尼亞（Bosnia）和盧安達（Rwanda）戰爭中的性暴力就指出，在軍隊中允許性暴力的狀況下，普遍的會出現對敵方女性嚴重的性凌虐，包括用強酸和利器毀損下體、切下女性乳房、子宮等行為。
我們可以假設這種對女性第二性徵的暴力，有背後的色慾殺人的行為解釋；如果再加上對於一些序列殺人犯的個案研究（如 Jeffrey Dahmer、Jerry Brudos…)，也確實會讓人懷疑這種取下乳房並另行保存的行為有背後的意義。
但就多數殺人分屍的案例來看，如波蘭的例子裡，３０例中只有３例和性侵相關，中國上海的２４例中，性侵相關的也只有２例。也就是說，身為少數中的少數，我們可以抱持著行為分析的合理懷疑，但別忘了不要用特定怪異的個案做過度延伸或以偏概全。
Myers 在一篇２００４年發表、以青少年時期就開始有偏差行為的序列殺人犯研究就指出，如果這樣的個案，其動機確實有異於常人的性偏差，那麼最常出現的一些人際異常表現，會長期的出現在犯罪者的過去史中。
包括「沒有同理心」、「不會有罪惡感」、「有被逮捕的過去史」、「神經心理學的異常」、「在學時有嚴重適應不良」、「家庭系統嚴重失功能」、「家暴」、「人際關係常出現暴力行為」…等，這些在統計上出現的比例都接近或超過９成。
因此在對目前仍然真相不明的刑事案件中，用特定獵奇的個案來去看待當事人，除了容易影響犯罪客觀的調查，給予刑事司法系統不當的壓力之外，更容易讓社會大眾對身處的現狀產生不必要的扭曲和誤解，識者當引以為戒。
●作者王俸鋼，彰化基督教醫院司法精神醫學中心主任。現任台灣司法精神醫學會常務理事，專長司法精神醫學、犯罪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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