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害者角度來看，現狀的社會安全機制能給的支撐有限，被害者能做的，只能期待司法給個慰藉，但讓加害者走上死刑台，其實是反應了這個社會心無餘、力也不足的廉價制度。（圖／記者李毓康攝）
明日（7月3日）是小燈泡案的刑事第一審宣判。該案王姓被告在諸多事證顯示下，是殺害小燈泡的兇嫌，應無爭議。但在刑度拿捏上，是否會判處死刑，應該是更多人會予以關注的部分。在該案件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小燈泡的父親有以下的發言：
我希望合議庭能嚴肅的思考，在我們尚未有能力處理被告重返社會其再犯風險的情況下，任何極刑以外的量刑，極可能將社會大眾置於被剝奪下一個無辜生命生命權的風險之上，這對人權不也是一種嚴重的戕害。
這段發言縱然未有直指他的訴求，但請求處被告死刑，應該就是這段話的結論。部分媒體引用該段發言，便直接認定小燈泡的父親強烈的將責任放在兇手身上，進而塑造一個典型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對立感。殊不知，他的發言其實有著很多轉折、價值衝突判斷，以及其他的期許。
我們再來看小燈泡的父親在上面結論前的其中一段話：
在過去的兩年，我和我太太希望我們整個社會，大家可以一起來好好檢視這個案件及其他類似的案件，……，在成長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其相對應的家庭、學校及政府相關的勞工、衛福及警政等單位，還能多做一些什麼來減少這種事情發生的機率。……社會支持遠遠不夠的狀況下，我反對由被害者一方擔負此類風險……。
對於此類爭議，已經有不少關於國家刑罰權行使、死刑效果優劣的論述。回首過去，四年前發生的鄭捷在捷運裡的隨機殺人事件，仍令人在腦海中揮之不去。縱然鄭捷已經伏法，這數個月來所發生的殺人案，手段之兇殘也還是讓人不忍直視。誠如小燈泡父親的發言，我們有沒有辦法做甚麼來減少這類事件的發生。畢竟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精神壓力多半高於身體壓力的現代社會；人際互動的複雜性以及政府對人民的保護義務，也遠遠高於以往。
沒有人能確保在有效、適足的社會安全網架構下，諸如此類的兇殺案能完全不再發生。只是，如果能夠降低那一絲一毫發生事故的可能，至少就能不讓部分的家庭（無論加害被害）遭到不幸；而我們也比較知道如何能夠讓人慢慢遠離傷痛。可惜的是，在這段發言文字中，我們知道從被害者角度來看，現狀的社會安全機制能給的支撐極其有限，再加上社會在本案的反饋上可能不是想追求真相，而是追求激情與點閱率時，被害者能做的，或許只能期待司法給個慰藉。
而，在前述的社會安全機制（可能）達成前，我們該怎麼自處？為人父母，希望致兇手於死，化大愛是為了讓兇手與世隔離，但我想，更多的應該是不知道怎麼面對自己。那份自責與懊悔，在現狀下，或許只能藉著兇手的死來得到一點釋放。某種程度來說，讓加害者走上死刑台，其實是反應了這個社會心無餘、力也不足的廉價制度。
鄭捷案發生後，東海大學曾發表一個聲明，其中提到：
而昨日突然出現的脫序與犯罪行為，更讓我們深深了解，其實我們都可以成為每一位東海人身邊的天使，除了可以預防遺憾，更能讓這個校園充滿了彼此的關係，流動著我們的故事。
事實上，筆者的朋友圈中也發生過某位友人的友人甚至是案件當事人，在找不到情緒出口下選擇輕生的遺憾結果。這樣的不幸，其實也能有類似的防護機制。我們或許無法要求自己關心世上的所有人，但只要一個人能多幫另一個人，其實影響就已經深遠，而不需再將國家的制裁當作情緒上的唯一出口。
好文推薦
●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