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死亡的恐懼構成了人類最根本的存有狀態，是趨使人類願意遵循理性的唯一可能根源。（圖／視覺中國CFP）
近日兇殺案件頻傳，割喉、分屍手段慘絕人寰、駭人聽聞，再加上小燈泡案今日（7／3）二審宣判，又是無期徒刑，社會風氣之敗壞，有人把矛頭直指法官不想判死刑，法務部長對於死刑定讞的案件不願意執行。
是否要廢除死刑已經爭議多年，每有重大案件發生，總被人拿出來老調重彈，人權價值與報復補償的爭執永遠對不上話。然而，一個制度是否可行，要看當時當下的時空背景，黨言高論，或許可以當作一種理想、一個追尋的目標，但對於一個即將餓死的人，要的只是一個饅頭，你卻對他說「何不食肉糜」，結果可能連命都沒了！
主張廢除死刑的人認為，死刑不具威嚇功用、不符合人權、法官有可能誤判，以及人都有可能被教化。雖然「有判死刑及還在執行死刑的國家，犯罪率沒有定減少；沒判死刑或已經未執行死刑的國家，犯罪率也沒有增加」這話說得沒錯，犯罪數量的多寡，當然不會僅因死刑的存在而受影響，如果社會生活富裕，大家有車、有房、有工作，還有幾個人願意去犯罪？但也不能說死刑沒有一點嚇阻功用，否則自古以來「殺雞儆猴」、「梟首公開示眾」的典故不都是在騙人？日據時期，實施嚴刑峻罰，犯罪率普遍偏低，不都是造假的？
偉大的法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說過，對於死亡的恐懼（fear of death）構成了人類最根本的存有狀態，是趨使人類願意遵循理性的唯一可能根源。換言之，每個人基於對死亡的恐懼，怕自己會被殺，所以為了免於死亡的恐懼，才會願意接受國家建立的法的規範，社會秩序才能建立。死刑制度的存在絕對有一定嚇阻犯罪的功用。
再者，人類為了避免私刑，將報復的權利交給國家執行，國家為了維護治安，保障多數人的生活，怎麼會沒有殺人的權利？是以維護人權並不表示一定要廢除死刑，重點毋寧說是慎刑。何況，廢死者拿來奉為圭臬的兩公約，也沒有說不能有死刑，台灣憑什麼說為了要維護人權，就不能判死刑或執行死刑？
法官雖然不是神，可能誤判，但也可以靠其他措施來補救，譬如決定死刑要採取一致決而非多數決、要施行言詞辯論而不是書面審理、定讞後要增加救濟管道等，不然法官會誤判就不能有死刑，那會誤判所以也不要有罰金、拘役、有期徒刑嗎？又怎麼解釋在眾目睽睽下殺人不會誤判，怎麼也不能判死刑？現階段審判實務判斷被告有沒有教化可能性，單憑眼前存在的資料，但被告會不會受教，可能是數十年後的事情，以現在的事實來斷定未來一定會改變，不是過於臆測？況且，有沒有教化的可能，要看執行教化的機關，有沒有能力去改變一個人。台灣的監所目前看來除了關人的功能外，實在看不出來有什麼教化的能力，要拿一個沒有執行教化能力作為廢死的理由，是不是太過荒唐？
在已經廢死的國家裡，總有一些配套措施，最常見的是終生監禁不得假釋，但台灣現在還沒有這種制度，縱然要通過這種立法輕而易舉，但把一個人關在牢裡，沒有出來的希望，這種生不如死的感受難道會比死刑更文明？而且，沒了死刑怎麼管理？大陸採取死刑緩期執行制度，判決死刑同時宣告緩期執行二年，經過二年觀察考驗，依其表現處以死刑、無期徒刑或長期有期徒刑。這是一種比較中道的措施，但問題在於由誰來判斷？在台灣這個公權力蕩到谷底、社會充滿猜忌、國家認定歧異、非藍即綠的年代，誰會去相信那個負責判斷的機關，能夠作出公平公正的決定？廢死者主張的理由，台灣都做不到，我們根本沒有具備廢除死刑的條件。
就現行法令，法官沒有拒絕判決死刑的理由，法務部長更沒有拒絕執行死刑的理由。執行死刑不是以牙還牙，更不是報復，而是讓犯罪者付出代價，同時也是國家對於被害者及其家屬的一些撫慰。
法律既是民意的表現，在多數民意仍贊成要維持死刑時，實在沒什麼理由認為民意是被操縱的、民意都是盲目的。尤其，連手無寸鐵的小孩都會被砍頭（本文不探討罹患精神疾病可否判死的問題），坐個捷運都會被捅死，我們憑什麼相信政府可以保護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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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花蓮地方法院法官兼庭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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