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地檢署檢察官林俊佑因懷疑女兒被霸凌，而帶警察強行進入幼兒園訊問，隨行的司法警察卻僅以緩起訴與管制升遷來究責。而這個事件也正凸顯了現行檢警關係的爭議。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1項及第229條以下，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司法警察則為其輔助機關，之所以會如此設計，就是藉由檢察權來抑制警察權的濫用。而根據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第11條，檢察官對司法警察還具有獎懲的權力，以讓檢察官能為更有效之監督。
▲花蓮地檢署檢察官帶員警闖幼兒園訊問幼童事件，凸顯現行檢警關係的爭議。（圖／記者王兆麟攝）
但就現實面來說，真正實施犯罪調查且具有此等專業者，必然是司法警察，而非檢察官，因此就出現了法律應然面與實然面的落差。而《刑事訴訟法》為了遷就此等現況，也做了些許調整。如《刑事訴訟法》第231條之1第1項，對司法警察移送的案件，若有不完備之處，可以退回要求調查。又如屍體相驗，原以檢察官為主體，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8條第2項，其仍可命司法警察會同法醫行之。凡此種種，都是在現有的制度之下，為因應現實所做的調整。
只是如此的微調能否使檢察官能有效且合法的監督警察權，一直有疑問。而如花蓮檢察官為私人事務而找休假警察來圍事的荒唐行徑，卻暴露檢察權過大，反倒無人可為抑制的現況。也因此，現行的檢警關係就有全面檢討之必要。
若要符合現實運作，勢必得考慮讓檢察官退出偵查，而如英美法等國家，退化至單純的國家律師。惟先撇開檢察體系必然強烈反彈不論，一旦如此改變，則抑制警察權就得轉由法院來承擔，但本於法院的被動與消極性，能否有效監督，實有相當大的疑問。若為防止如此的問題產生，就得在偵查階段設立預審法官，但這又會混淆法官該有的中立地位與角色。
而另一種調整的作法，即是學習日本的雙偵查主體制度，讓司法警察為第一線偵查者，檢察官只是列為第二線的備位偵查者。只是如此的設計，仍擺脫不了檢察官有權指揮警察的陰影，若運作不當，更會產生衝突，與現行制度只有五十步與百步之別。
檢警關係如何調整尚且必須深思熟慮的現階段，花蓮地檢署檢察官事件的反省，實更該強化司法警察的法治觀念，此即雖必須聽從檢察官指揮，但違法的命令並無遵從之義務，若因此服從，依據刑法第21條第2項但書，並不能阻卻刑事不法。總之，司法警察若一切依法、從法，而非依照檢察官個人意志來行事，則現行的檢警關係就算不調整，也能順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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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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