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刑求取供下的錯誤自白而含冤32年的蘇炳坤，透過再審平反，法院甚至罕見地在判決中附上當事人提供的刑求圖，說明刑求方法。（圖／記者張榮恩攝）
近期幾個經平反的重大冤錯案件都有錯誤自白的存在，在這週才剛獲平反的蘇炳坤案中，判決提到承辦員警對蘇炳坤「施以鐵棍夾雙腿、灌水、腳踢腰部等刑求逼供的行為」，又對共同被告郭中雄「施以從口鼻灌水、用電話簿墊著並拿鐵鎚敲打身體等刑求逼供手法」，法院甚至罕見地在判決中附上當事人提供之「刑求圖」，說明刑求的方法。
另一個經法院認證的錯誤自白案例是去年10月獲平反的鄭性澤，其主張「遭警察使用自鼻子灌水、電擊嘴巴及生殖器方式刑求逼供」而獲法院採信。法院在判決中，甚至針對灌水及電擊刑求方式進行解釋，法院提到「一般的灌水刑求是用濕毛巾掩住犯罪嫌疑人口鼻（通常會使犯罪嫌疑人重心後仰、鼻子朝天），再慢慢往毛巾上加（滴）水，使其產生被水嗆到而呼吸困難的感覺，且愈嗆會愈用力吸氣，而更加難受；電擊則是電擊犯罪嫌疑人的特定部位，致其痛苦難忍，因而不得不『自白』犯罪的刑求方式」。
為什麼法院要這麼鉅細彌遺地說明刑求的方法與過程？這是因為一般人通常不太相信錯誤自白會發生。蘇炳坤案涉及的罪名是強盜殺人罪、鄭性澤案涉及的是持槍、殺人罪，兩者都是足以處極刑的犯罪行為，一般人會認為，一個無辜且理性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怎麼可能冤枉自己？或者把自己暴露在這麼高的法律風險當中？或許也會有人認為，只要自白了，就應該是真正行為人，但鄭、蘇兩人會無罪，完全是法律上不容許不正訊問產生的結果。
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很少會接觸到像刑求這種如此高強度的事件，多數人對刑求的認識可能僅止於連續劇《包青天》的內容，因此恐怕無法設身處地站在被刑求人的角度，來評估自己是否在相同條件下也會屈服。正因為刑求距離一般人是如此地遙遠，無怪乎法院要用龐大的篇幅說明刑求的事實。
相較於過去，現在我國警察刑求的機會應該是微乎其微了。蘇案是發生在民國75年，鄭案則是發生在民國91年，大家應該同意過去20年間警察辦案的方式有蠻大的改變與進步。不過，這就代表錯誤自白不會再發生嗎？美國的冤錯案研究顯示，就算是在沒有刑求或虐待的情況下，一個心智正常的一般人仍然有可能錯誤自白。
一個受訊問的人可能會因為單純想要逃脫出壓力環境（離開偵訊室）、或是換取利益（食物、睡眠、打電話）而選擇錯誤自白，而當中年紀較輕、較有依賴性或是對封閉空間感到恐懼的人，更容易錯誤自白。對於這些人來說，自白就是當下最「理性」的選擇，因為他們最大的目標是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有效地結束這個壓力來源。而這樣看似衝動的選擇，其實與人們一般的行為模式沒有什麼不同：人們往往傾向於「立即享樂」，並「遲延痛苦」。就像股市中大多數的人無法擴大獲利，可能就是因為無法克制立即享樂的衝動，而投資被套牢則是可能基於遲延痛苦的傾向。這麼說起來，錯誤自白的問題似乎也就沒有這麼難以理解了。
要避免錯誤自白的發生，外國實務發展與學術研究都有非常多值得借鏡之處。比方說，英國有發展出所謂的「PEACE訊問方法」，從訊問目的的根本著手，把傳統詢訊問充滿敵性的「對抗式」（confrontational）本質，轉化為中性的「調查式」（investigative）訪談。訊問的目的在於「搜集資料」而非「取得自白」。
也有學者強調，訊問時要避免使用容易造成錯誤自白的高風險技巧，包括：減少訊問及拘束人身自由的時間，因為時間越長，被訊問者承擔的壓力越大；避免提供錯誤的不利資訊，因為錯誤的不利資訊容易讓被訊問者形成一種「除了自白以外沒有出路」的假象；不可試圖扭曲事件的嚴重性，實驗顯示，如果訊問者扭曲事件的本質，減輕自白後被訊問者必須承擔的倫理上、心理上及法律上的壓力，可能增加錯誤自白的機率；最後，應特別保護脆弱群體的被訊問人，包括兒童與青少年及心智障礙者，基於其認知能力上的限制，都是本質上較容易錯誤自白的群體。
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針對不正訊問有嚴格的規定，但是上述這些新觀念在我國則仍處於萌芽階段。當我國逐漸「出清」傳統刑求的冤錯案的同時，也應該開始思考下一階段究應如何更精緻化訊問程序，避免錯誤自白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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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孟華，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學院助理教授。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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