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A工殤案三審宣判，判賠勞工5億元，創下我國工殤賠償最高紀錄。但如此判決結果卻不能與實質正義劃上等號。（圖／記者楊佩琪攝）
抗爭超過二十年、訴訟也已十年的RCA案，最高法院終於在今天（8月16日）自為判決，判賠勞工5億元，創下我國因工殤賠償的最高紀錄。如此判決，在形式上或為被害人伸張正義，但決不能與實質正義劃上等號。
類如RCA的工殤事件，即便有眾多勞工因受工廠污染而罹癌，甚至死亡，但欲請求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卻存有諸多障礙。因受害人數眾多，就算團結所有勞工對企業提告，恐也會陷入小蝦米對大鯨魚的困境。尤其在請求金額極為龐大，如RCA案請求的27億元賠償，馬上得面臨繳交百分之一訴訟費用的障礙，更無庸談可能也是極為高昂的律師費用。也因此，RCA案也是隨著法律扶助制度的健全，才得以進入法庭訴訟，雖顯示台灣人權保障的進步，卻也凸顯一種悲哀。
而就算RCA案得以進入法院審理，但關於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原告就須證明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權利，始足以當之。只是所謂故意或過失，乃存在於人之內心，如何證明，實有其困難，且若造成侵害者為大型企業，關於此主觀要素，更難為認定。
更麻煩的還不僅於此，就算能證明侵害者有故意或過失，仍得證明行為與受害結果有因果關係才行。民事訴訟，原則上法院不為職權調查，關於因果關係的舉證責任，自然落在原告一方。
但在環保、消費訴訟場合，欲證明行為與損害的因果關係，本就有難度，且當事人間往往存有極大的地位差異，再加上資訊幾乎掌握在強勢的被告方，就算原告提出污染事實及受害結果，也會被對造輕易卸責。原本已處於劣勢的原告，就得面臨長期訴訟的煎熬與承擔舉證不足的敗訴風險，RCA案正是暴露此訴訟問題的顯例。
不過從RCA案的第一、二審判決，皆沿用在日本被稱為「疫學因果」的理論，即只要工廠所排放的污染物對於身體損害具有蓋然性，不一定要在科學上得到絕對驗證，就可認定兩者間具因果關係，應由被告負起賠償責任。最高法院甚至少見的開啟言詞辯論，以來確認如此的因果關係。同時，關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10年請求權時效，對於時效起算點的大膽認定，更是台灣司法從消極走向積極的進步。
司法如此的重大突破，算是為RCA受害工人主持了公道，但在原告人數超過四百人，且已有人死亡下，就算賠償金額超過5億，實也顯得不成比例。尤其仍有部分發回更審，甚至遭駁回的情況下，這些可憐的勞工仍得繼續纏訟，或者欲哭無淚。更麻煩的是，就算有勞工已獲得勝訴判決確定，但被告方為跨國企業，是否已將在台資產加以轉移或隱藏，又會面臨執行的困境。也因此，遲來的正義，絕不能等同於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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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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