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下午3點37分，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後第一次執行死刑，對象是殺害前妻並且帶女兒自殺的受刑人李宏基。回顧上一次的死刑執行，是2016年4月，犯下駭人聽聞的北捷殺人案主嫌鄭捷。
回頭看近十五年來台灣死刑執行狀況，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於2005年由時任法務部長陳定南、施茂林分別執行王中興等三位死刑犯後，便長達五年未有死刑被執行；直到2010年，當時的法務部長曾勇夫於4月30日批准執行洪晨耀等四位之死刑後，台灣便每年都有死刑的槍決執行，直到2016年民進黨在我國第二次執政，才停止了兩年又四個月。
依照目前的訊息傳播速度，李宏基當年的犯罪事實已經在即時新聞上被傳翻，若要簡單說明，李宏基是在2014年4月至兩個女兒在高雄的幼稚園要將其帶走，在過程中將前妻殺死並帶走其中一名女兒，而後餵食她安眠藥並與其在車中燒炭自殺。後來李宏基獲救，但女兒仍不幸身亡。
回顧該案，當時新聞對李宏基的形容是個殺妻擄女的惡人，過去十多個小時的新聞也不意外。事實上，該案中所發生的其他細節，在今天拿出來看，還是令人省思：
首先是該案審判過程中，律師很難跟李宏基發生有實質意義的互動。根據當時一位辯護律師在案件判決確定後的說法，李宏基由於不願回想犯案過程，所以一度拒絕和律師溝通，也拒絕精神鑑定，無法對他的心理狀態做進一步判斷，甚至在最高法院的言詞辯論程序中，李宏基也拒絕親自出庭或是以視訊方式參與審判。這樣的情況有被解讀為是無法承受自己親手殺害女兒壓力的結果，也有人認為只是單純的逃避責任。
而縱然於案發的兩年前，李宏基曾被醫院診斷具有適應障礙及憂鬱症（低落性情感疾患），由於沒有精神鑑定，法院仍認定本件是一個經過縝密且細心安排的殺人計畫，在量刑上自然不能從寬。法院甚至援引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認為殺害兒童就是要處以極刑，而成為本案判處死刑的原因之一。
此外，該案的最高法院判決則也罕見地以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作為歐洲有廢除死刑條件，而東方則無的理由。判決如此說：「歐洲西方世界，自十六世紀起，因文藝復興運動及稍後之工業革命，開啟近代文明，洵至現代，社會人文制度、經濟物質條件發達，相為配套，尊重生命，廢除死刑，無非水到渠成，歐洲人權公約由此揭示。但於東方世界，自古奉殺人償命為鐵律，咸認天經地義，尤其華人社會，視聽包青天故事，『開鍘』一聲令下，莫不大快人心，於今猶然。以此角度觀察，東、西文明相比，價值判斷迥異，係不爭的實情。……。從而，在立法機關猶未完成全面廢除死刑的修法情況下，現階段的司法，祇能以審慎判死的態度處理。」
回到本文的標題：這個死刑的執行，意義在哪？對很多人來說，死刑執行無非就是依法行政，畢竟法院如果依法進行判決，為什麼可以有人執行、有人不執行？這樣的說法絕對不能說是錯的。但，如果我們真的認為刑事處罰的執行可以作為對社會安全、公共秩序的加強保障，那麼每個個案的發生，事實有無被充分理解？評價的過程考慮了甚麼因素而得到這樣的結論？
筆者想說的其實是：如果我們都覺得當今的媒體報導簡化、誇大、扭曲事實，那麼殺妻擄女、十惡不赦的背後，有沒有些甚麼是我們被標題所忽略的？在這個能夠進一步理解的前提下，或許比較能夠知道，執行這個槍決究竟我們得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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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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