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警察刑求逼供的蘇炳坤，終於沉冤昭雪，但卻因追訴權時效已過而無法進行究責。（圖／記者張榮恩攝）
因涉嫌強盜殺人而遭法院判刑確定的蘇炳坤，終在37年後，經再審獲判無罪，總算得以洗刷冤情，並得以聲請刑事補償。而之所以造成冤罪的主因，便因為警察的刑求所致，洗刷冤情後，勢必得進行究責。只是在時間經過如此漫長，能否有證據證明，尤其是追訴權時效恐已過，此等究責就變得不可能，也讓人思考，追訴權時效制度是否該繼續存在。
國家訴追權限若遲遲不發動，相關物證不僅流失，證人的記憶也將逐漸模糊，即便欲為審判，也可能造成訴訟障礙。為了防止國家訴追的怠惰，自然必須有追訴權時效的設計，以來督促國家積極行使追訴權。此外，若刑罰權長久不行使，也會造成人民對於正義的期待逐漸減弱，甚至喪失。尤其依據現行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只要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無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如殺人罪，追訴權時效為30年，若犯罪人能躲過追訴期限，身心必受到某種程度的煎熬，也算是一種處罰。
只是如此的長時效乃是於2006年7月1日生效，在此之前，即便是殺人重罪，追訴權時效也只有20年。又根據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若追訴權時效橫跨新、舊法時，須適用有利於行為人的法律。
以蘇炳坤案來說，對其施以刑求者可能觸犯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2款，法定刑為1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意圖取供而施強暴脅迫罪。只是最高法院一直認為，此罪的處罰對象僅限於法官、檢察官，而不包括司法警察。在如此限縮解釋下，刑求的警察就只能以普通傷害、強制等罪，並依據刑法第134條加重二分之一，不僅處罰較輕，依據舊的時效，也僅為10年。
此外，關於這類刑求所犯之罪，追訴權時效起算的時點，根據刑法第80條第2項，是從犯罪成立時，也就是刑求時起算，故若要避免追訴權時效的到來，勢必得在第一時間向檢察官為申告。只是證諸當時環境，以及檢察官與警察乃具有一體性下，根本無法期待究責之可能，被告勢必得自力救濟，採取自訴手段。但自訴直至現今，仍設下很高的門檻，且在偵查密行下，欲證明有刑求存在也是難如登天。
對於冤罪的究責，總要到冤情被洗清時才有可能。只是冤罪要能洗清，時日往往相當長久，除了推翻確定判決的再審門檻極高外，更涉及司法者是否願意認錯。尤其若冤判者仍占據高位，欲發動再審，就肯定有其相當高的難度，這也是冤罪洗清，動輒超過10年的原因。
而好不容易還被告清白，但要究責卻又得面對時效已過的窘境。若果如此，關於追訴權時效是否該加長，甚至廢止，就必須是修法的重要課題。而在未修法前，面對某些結構性的政府犯罪，於追訴權時效是否仍從行為時起算，於司法論上，更有檢討空間。
好文推薦
●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