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羈押被告在網路論壇連載數篇在台北看守所的日子，感嘆被告非犯人，卻比受刑人還沒人權，引發討論。（圖／記者陳雕文攝）
有曾被羈押的被告於網路論壇上連載了數篇在台北看守所內的親身經歷（請見新聞連結），令人驚訝羈押處遇的現況外，也讓人質疑，到底羈押被告與受刑人間，是否該有相同，甚至更糟的對待？
羈押的目的在防止被告逃亡與證據保全，並非在懲罰被告。而雖然檢察官的羈押決定權，已在1997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刪除，但仍有羈押聲請權，且若認無羈押必要者，也可自行決定保釋、責付或限制住居。如此的權力，就可能以聲押與否來逼使被告認罪，尤有甚者，即便檢察官手邊的證據仍不充分，在被告不認罪下而聲押，若法官未加詳查，就可能使無辜被告因此受災。如此的結果，就使羈押的保全作用喪失，成為押人取供與先行刑罰的手段，使羈押被告與受刑人無異。
而早在2008年，大法官做出的釋字第653、654號解釋，就開始打破羈押等同刑罰的思維。到了釋字第665號解釋，既言明羈押的最後手段性，更強調在受無罪推定原則下，羈押不能成為先行刑罰的手段。為了防止羈押決定，法官只能接受檢察官的片面資訊，在2016年的釋字第737號解釋，也肯認羈押程序的律師閱卷權，並於之後的《刑事訴訟法》修正裡，也採取強制辯護制度。凡此種種，實已顯示，對於羈押被告的保障，在法制上的改變。
只是法制的變革，未必代表執行沒有落差。以羈押決定來說，檢察官動輒要被告認罪以來換取保釋，仍所在多有，且即便羈押審查採取強制辯護，但法官不看證據，只看罪名輕重與輿論反應來決定，似乎也不會消失。更值得檢討的是，對羈押者的處遇，原本受到無罪推定原則的保障，除了人身自由受拘束外，其他自由權的行使，理應不能受到太多限制。惟觀《羈押法》，對於羈押被告的處遇幾乎與受刑人一模一樣，且在大法官相繼於釋字第755、756號解釋，強調受刑人仍應受到基本的人權保障下，於現今，反而出現羈押被告的保障不如受刑人的詭異現象。
再就現實面來說，雖然大法官釋字第654號解釋，已重申羈押被告與辯護人間的溝通與接見權不能被干擾，更不可全程監聽、錄影，只能由戒護人員監看不與聞。只是如何只看不聞，實難以想像，且在這樣的監視下，如何能有效為溝通與辯護，實也無法理解。更令人質疑的是，根據《羈押法》第23條之1第2項，對於被告與律師的來往文書，基於維持看守所秩序之必要，仍可對之進行檢查，如此廣泛無邊的目的，既把律師看成是潛在的犯罪者，更完全挖空了被告與辯護人間的秘密溝通權。
此外，在偵查中羈押，一次兩個月，可延押一次，原本是希望檢察官能迅速蒐證，以迅速將案件終結，卻往往成為偵查的期限，就容易使檢察官的提訊，重點不在釐清案情，而是另有所圖。尤其當檢察官開始訊問，被告若無法忍受看守所的惡劣環境，就很難不及早認罪以求得保釋，羈押就著實成為非任意性自白的根源。
也因此，在羈押被告不是受刑人，也受無罪推定的保障下，處處充滿違憲及違反人權保障的《羈押法》實應全面修正，否則，羈押就很容易與「人質司法」劃上等號。更重要的是，檢察官應該深切體認與檢討，羈押絕對是保全被告與證據的最後，而非最優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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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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