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目擊者的錯誤指認，讓林金貴深陷冤案，終在今年再審平反。此案可知科學證據對於現今刑事司法的重要。（圖／記者宋德威攝）
2007年5月間，剛假釋出獄不久的林金貴，因一起計程車司機遭槍殺案，被指為兇手，並於2010年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後，以無期徒刑確定。惟本案，雖有街頭攝影機的影像，卻無法辨認是否與被告為同一人，也沒有找到兇槍，只有目擊者的指證成為判決有罪的最關鍵證據。只是對於目擊者的指認程序，並無任何法律規範下，就易成為冤罪的根源，也是此案遭判有罪的重要關鍵。
向來對於定罪與否的關鍵，除被告的自白外，即是目擊者的指認與證詞。尤其是在自白於證明有罪的重要性，已隨著時代變遷不再是證據之王，偵查機關依賴目擊者的證詞，就變得更為迫切與需要。
而就目擊者的指認過程，一般多由警察以照片或從多數人中去實際指認，如此過程似乎沒有供述的成分在，也因此似乎是一種獨立的證據方法。但是，如果仔細思考，之所以會出現指認，必然是因警方發現目擊者，而在經目擊者陳述犯罪過程及被告的長相後，才有警方安排指認，所以指認過程不過是附屬在供述內容中，並非獨立的證據方法。
只是就現實面，警察機關卻常將之當成是獨立的證據方法，且直至現今，指認程序的規範竟仍是2001年由法務部與警政署所頒布的內規。雖然，此等內部規範也強調指認人必須先為陳述後指認，以防止先入為主，也規定必須是多數指認，而非單一指認，且多數人的外觀不能有太大差異，更禁止警察為暗示與操控。但卻在未有法律規範情況下，此等規範也就流於一種道德宣示，難發揮任何規制作用。
以林金貴案來說，由於街頭攝影機拍攝的畫面極為模糊，就只能加上目擊者的描述進行素描。但目擊者的證詞，除了有記憶的不可靠性外，亦可能受到環境因素影響，再加以描述的完整性與否，皆存有種種的不確定性，因此所產生的所謂行為人描繪到底有多少真實性，也有相當的疑問。
尤其在此案中，警察根據死者的友人看過素描後即說出像誰，這本身的過程便存有嚴重瑕疵。而警察在給目擊者指認的照片，雖有多張照片供指認，卻有一張照片內的人明顯有被上手銬，因此，就算警察未為任何言語誘導，可想而知，目擊者會指向誰。
不過，就算整個指認程序充滿諸多瑕疵，還是可藉由檢察官、法官的把關，免於冤罪產生。只是在林金貴案中，不管是檢察官或法官，面對此等嚴重指認瑕疵竟視而不見，更忽略影像鑑定根本無法確認同一性，也無任何跡證證明是被告所為，卻仍判處被告有罪。這不禁讓人感嘆，所謂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證據裁判等《刑事訴訟法》的ABC，竟走不出法律系的講堂。
雖然，林金貴案在經過十多年後，藉由先進的3D影像還原技術，以及藉由關鍵的身分證照片來證明短期間內頭髮的生長速度等等，終於得以為其洗刷冤情。但這個歷程卻是被告用人生換來，也顯現科學證據於現今刑事司法的重要性。既然如此，偵查機關就不能再過度依賴供述證據，而對於指認程序也勢必得加以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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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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