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鈞凱 圖／本報資料照／ETtoday新聞雲
為因應「十二年國教」新課綱（108課綱）在2019年上路，教育部自8月中旬連續召開課審會議，其中關於社會領域的高中歷史課綱引起了普遍的關注與爭論。事實上，因為課綱草案將原來中國史獨立成冊的地位，改為「中國與東亞的交會」，中國史被放進東亞史與世界史的脈絡討論，因此有「去中國化」的質疑。
由於爭議之大，教育部與國家教育研究院罕見地在新課綱正式公告之前，數次發出澄清新聞稿，稱「三個分域各以台灣、中國、世界為重點」以及「歷史課綱是為本國之歷史」，表示沒有「去中國化」的疑慮。不過相關新聞稿並未詳細說明歷史課綱具體的審議結果與規劃，再加上研修小組歷史分組主持人以及幾位審議委員，接受不同媒體採訪時又有各自說法，消息之紊亂，反而讓課綱爭議越燒越旺。
而此次針對「去中國化」的爭議核心，在於中國史是否在東亞史中被消解，以及中國史在整體歷史科所佔的比例。但中國史存在與否，或是中國史比例的多寡，真的是問題癥結所在嗎？
歷史課綱爭議 其來有自
台灣的歷史教育爭議已經持續了20餘年之久，最早可以上溯到貫徹李登輝意志的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時任民進黨主席特別助理的陳文茜，還代表民進黨與反對《認識台灣》教科書的文史學者，參與了TVBS以及《新新聞周報》所舉辦的大辯論。
此後無論是藍綠執政，歷史課綱與教科書都成為兵家必爭之地。馬英九上台後，試圖回歸《中華民國憲法》立場，卻不敢大張旗鼓，而以「微調」的名義修改課綱，反而引發了以高中學生為主體的「反課綱運動」。這場運動挾著太陽花運動的憤怒能量，也是推助蔡英文能於2016年入主總統府的不可或缺因素之一。
回顧這20多年來的中學歷史教育爭議，台灣史從中國史中獨立出來，前者儼然上綱為「國史」地位，但中國史確實不曾在台灣歷史課本中消失。因此，中國史這個變數，並不能有效解釋台灣「國族」意識的勃興。
與此同時，另一條隱藏在歷史教材之中的線索不該忽視。也就是當政者透過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晦澀方式，既要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文化、歷史上的緊密連結，又要偷渡「一邊一國」的獨立意識，夾藏在課綱與教材的論述之中。
一邊一國認同 逐步建構
在「中華民國」國民教育的歷史教材中，「台灣獨立」四個字當然從未堂而皇之地出現過，但類似的政治主張或圖謀，則在歷次修訂過程中越發清晰。
李登輝所推動的《認識台灣》教科書，打破了歷史朝代時序的學習門徑，先教台灣史再教中國史，「歷史篇」的結論則直接把主權與治權均限縮在「台澎金馬」，「公民篇」更是直接借引日本的「大和魂」，在課文寫進「台灣魂」，以建構出「命運共同體」的認同。
及至陳水扁執政時期，起用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歷史科經歷了「95暫綱」與「98課綱」兩次調整，論述上採用了杜正勝倡議的「同心圓史觀」。什麼是「同心圓史觀」？杜正勝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文章中這樣說：「以台灣為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由內到外，從鄉土史、台灣史、中國史、亞洲史到世界史，循序漸進」。平心而論，「同心圓史觀」是符合人類生活經驗的，從自己最為親近的地方逐步向外理解。
杜正勝進一步闡釋：「台灣的中國人既已經承認中共政權，不再自命為中國的正統或中國文化的主流。而在政治上，不論『台灣國』或『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都是獨立的政治實體」，因此「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主體的史觀有可能會成為台灣的『緊箍咒』，非奮力突破不足以生存」。由此可知，「同心圓史觀」的橫空出世，不是學術上的突破或創見，而是配合著李扁兩朝從「特殊兩國論」再到「一邊一國論」的政治操作，從而落實到歷史教科書之中，為受教者打造出新的國家認同想像。
馬英九時期的歷史課綱調整，也沒有扭轉同心圓史觀，而僅僅在字句上「動手腳」，例如在慰安婦前面加上「被迫」兩字，但諸如此類的「微調」，也被認為是在「洗腦」學生，而遭遇了大規模的社會批評聲浪。反對者所提出的理由，莫過於質疑「台灣史真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嗎」、「黨國幽靈仍宰制台灣」，更不認同「中華文化」在課綱中被視為台灣主流文化。從這些意見中不難看出，歷史課綱的論戰是赤裸裸的政治博弈，藍綠雙方都在競逐這塊意識形態戰場。
蔡英文上任之後不到一個月，當時的教育部長潘文忠隨即簽署命令，廢止馬英九版的微調課綱，使其還未施行就胎死腹中。此次「108課綱」從草案到審議，可以視為蔡英文政府意志的體現，先不論中國史與東亞史之間的糾葛，台灣史的部分就在「現代國家的形塑」主題之下，特別強調「台、澎、金、馬如何成為一體」以及「台灣追求自治與民主的軌跡」兩大項目，契合了民進黨長期以來的自我認知與史觀價值，歷史課綱再次被推上政黨對立的最前線。
中國變成外國 主體迷茫
必須注意的是，從《認識台灣》教科書到「108課綱」，中國史在其中究竟意味著什麼？很顯然的，中國經歷了一個從主體轉化為客體，以及從自我轉化為他者的過程。且在台灣歷史教科書的語境中，「中國」根本不是中國大陸認知的範圍與邊界，也不是台灣現行憲法體系所定義出來的「中國」，而是與台灣沒有法律政治關係的「外國」。
由於「中國史」的性質被悄然重構為「外國史」，因此具有獨立傾向的台灣執政者當然對「去中國化」的罵聲毫無畏懼，也不需要處心積慮地在歷史課綱與教材中完全消滅中國史。在此脈絡之下，新課綱為中國史穿上一件東亞史的外衣，教育部當然會理直氣壯的表態：我們沒有去中國化！
但值得追問的是，在不斷褪去中華民國外殼，又不敢開口說出台灣共和國的窘態之下，躡手躡腳地抽空歷史教育裏的中國內涵，且持續淡化、切斷兩岸之間在歷史與文化的連結，拒絕把台灣視為中國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那麼，台灣得到的是主體性的提升？還是虛無蒼白的自我迷茫，反而落得「自我矮化」的結局？
台灣其實有著足夠且豐富的歷史資源，爭取作為「中國」範疇之中的主體地位。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處於內憂外患，卻又同時走在救亡圖存的復興之路上，台灣既有著反抗殖民的光榮進步傳統，同時代表著另一種迥異於中國大陸的現代化經驗。台灣以漢人為主體的中華文化，還融合了原住民與外來的西方、日本等多元文化，把中國傳統的「多元一體」格局撐得更厚實。
存在於台灣歷史之中的主體優勢，被醉心於政治鬥爭以及做著獨立美夢的政治人物給全然遺忘了。不可否認，歷史課綱與課本都是政治的產物，是國家機器的傳聲筒。但在這場上演了20年卻難以謝幕的課綱混戰中，是否該把做選擇與判斷的權利還給青年學生，以光明磊落、不卑不亢的態度說清楚包括了國共內戰、兩岸分治在內的複雜歷史脈絡，徹底擺脫政治博弈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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