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知名藝人夫婦孫鵬、狄鶯的兒子孫安佐因在美國揚言持槍攻擊校園，遭到美國檢警逮捕、起訴。根據媒體報導，孫鵬夫婦為了搶救在美國的兒子，不惜賣豪宅、砸重金，花上台幣上億元聘請美國王牌律師擔任辯護人，沒想到後來孫安佐在法庭上認罪。不少評論表示，美國律師把台灣人當「盤子」、律師費白花了、美國律師根本沒有為孫安佐辯護到。
台灣人的錢是不是太好賺了呢？如果我們把場景拉回台灣的法律制度，請了律師、結果還認罪，那律師費是不是白花了呢？「認罪」，在台灣的刑事訴訟程序的意義是什麼呢？
認罪是什麼意思？
華盛頓小時候拿了斧頭砍了爸爸心愛的櫻桃樹，爸爸回家發現後，生氣問是誰砍的，華盛頓就向爸爸認錯、承認是自己砍了樹，結果爸爸因為華盛頓的誠實，並沒有責怪、也原諒了華盛頓；如果當時華盛頓矢口否認自己砍了樹，最後如果爸爸發現真的是華盛頓幹的好事，一定會更生氣。
這個國小的校園故事讓我們知道，做錯事先認錯，比起事後被抓包，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及原諒。相同邏輯，在刑事訴訟程序上，刑法第57條規定，「犯罪後之態度」會是對行為人科處刑罰輕重的判斷標準之一。因此，被告承認犯罪的情況下，往往會被檢察官或法官從輕處分或量刑。
在孫安佐後，同樣為星二代，知名藝人吳宗憲的兒子吳睿軒因女友生病而在私人Instagram限時動態發文要炸台北市政府，被認定有恐嚇公眾的犯意而遭到偵辦。吳睿軒於應訊時坦承犯刑，表達悔意，並願支付公庫50萬元，檢察官因此給予緩起訴處分。此為認罪換取較輕刑事責任的例子。
▲吳宗憲兒子在個人IG發文揚言要炸台北市政府而遭偵辦，應訊時坦承犯刑，並願支付公庫50萬元，檢察官因此給予緩起訴。（圖／記者張一中攝）
在刑事法上，認罪的專有名詞為「自白」，是指被告對於自己所為已經構成犯罪要件的事實，包括客觀上和主觀上，都予以承認。例如說，我承認我客觀上有在網路上發表恐嚇性文字，主觀上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如果我說，我確實在網路上PO文要炸市政府，但那是我睡覺夢遊的狀態下打的，我沒有恐嚇的故意，如此在實務上，往往不會被認定為「認罪」。
但對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在法律上的評價，或對阻卻責任或阻卻違法的事由予以辯解，還是會被認定自白。例如說，檢察官對計程車司機開車撞死人的事實，以業務過失致死起訴，司機承認自己開車不小心撞死人，但是認為他是放假期間開車載全家出去玩，所以並不是執行業務期間撞死人，因此只成立過失致死。這部分就是法律上的評價，但不影響自白效力。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也就是製造、運輸、販賣毒品被逮捕後，承認犯罪可以減輕其刑，是認罪減刑的特別明文規定。
犯罪後的態度，除了承認犯罪外，還要表示悔意才有機會減輕刑事責任。大家想想，如果華盛頓邊抖腳邊向他老爸說：「對啦，櫻桃樹就是我砍的，我爽，怎樣！」他老爸一定不會讚美他誠實，可能會想揍他兒子。如果被告承認犯罪，但是還是不認為自己做錯，法官也可能會以不知悔改、判更重的刑責。
認罪對訴訟程序的影響
如果在偵查階段已向檢察官認罪，也就是對於檢察官起訴的犯罪事實不爭執，那原則上法官就不需要再用那麼複雜的訴訟程序，會採用像簡易判決處刑、簡式判決或協商程序處理，讓審判程序更快速、簡潔。注意，是「原則上」喔，如果重罪案件還是要循正常程序。
簡易程序，是指依法適合判處緩刑、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的案件，被告在偵查階段自白，檢察官可以聲請法院簡易判決處刑。如法官決定要以簡易判決處刑，原則上可以不用開庭，直接判決。
簡式判決，是指除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外，被告認罪後，法院可以聽取當事人、辯護人等的意見，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因為被告對檢察官起訴的事實不爭執，法官可以簡化調查證據，並且一人獨自審理（通常需要合議庭三位法官審理）。
認罪協商，是指被告認罪，檢察官和被告就刑度或緩刑宣告的條件進行協商，雙方達成合意，法官就依照雙方合意的結果進行判決。認罪協商因為是檢察官和被告共同同意的情況下協商出來的結論，因此認罪協商後，法官的判決結果是不能上訴的。
以上三個程序的基礎都是被告承認犯罪，所以原則上法官都會認定被告有罪，不可能無罪判決，但可以透過緩刑或易科罰金等方式，讓被告有自新的機會。
認罪，法官就一定會判我有罪嗎？
有一個老笑話：「各國警察在比賽，要在森林抓出一隻小白兔，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分別展開地毯式搜索、運用高科技、獵犬或是直接放火燒森林，但是都無功而返，最後台灣警察不慌不忙的提著警棍進了森林，抓了一隻熊出來，正當大家疑惑時，熊大聲喊：『不要打了，我承認我是小白兔！』」
▲鄭性澤因為警方刑求逼供而做出認罪自白被定罪，已於2017年獲得冤案平反。（圖／記者李忠憲攝）
如果認罪了，法官就一定會判我罪嗎？過去，「自白」被視為證據之王，被告都自己承認這件事情是他幹的，那還有什麼話好說呢？即便之後他改口否認犯罪，那如果他真的沒有做，為什麼當初他要承認呢？不過，後來發生許多冤案平反，許多被告在警詢的時候遭到刑求或是檢察官不當訊問，因此坦承犯罪。
許多冤案的發生都是基於被告的自白而被判決有罪，但是可能當時的自白並不是基於被告的自由意思，如江國慶、蘇建和、徐自強、鄭性澤等著名冤案皆是如此。因此《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不能以被告的自白當作唯一證據」，也就是，即便被告承認犯罪了，但如果沒有其他的證據能夠證明他犯罪，法官也不能因此判被告有罪。
都認罪了，那請律師幹嘛？
筆者身為一位律師，面對這個問題當然要大聲疾呼：「請律師絕對有意義！」
律師扮演刑事辯護人的角色，首先就是替被告留意程序是否合法，例如在警察詢問、檢察官偵訊的時候，是否會讓被告在沒有基於自由意思的情況下表述意見；或是沒有訴訟經驗的被告，面對陌生的偵查、審判過程，以及檢察官或法官生澀的法律用語，容易因為緊張而感到慌亂，而有一些可能影響到自身權益的表述。這時候，有一位律師坐在你旁邊，你是不是會覺得比較放心呢？嗯！真的很放心。
再者，認罪是刑事訴訟的一種策略。對於案件要不要認罪、要什麼時候提出認罪，其實都是有「眉角」的。許多案件，或許在法律評估上能夠拚無罪判決，但可能因此開庭次數變多、要更積極蒐證，而花費更多時間成本，所以有時候直接認罪，請求檢察官、法官給予緩起訴或緩刑，也是刑事訴訟上常見的一種手段。所以，花錢請了律師，但最後還是選擇認罪，請相信我，你的錢還是沒有白花的！（一位律師的真情呼籲）
●蔡孟翰，律師、法律白話文運動撰稿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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