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不會發函通知被告限制出境，被告連被限制出境都不知道了，如何期望能在檢察官函令境管的5天內提起準抗告？（圖／視覺中國CFP）
「不好意思你被境管了！」是的，有很多民眾往往是排定好出國行程、購好機票、拎著行李，直到出境的最後一刻，才一臉茫然地被移民官攔下，驚覺自己原來已經被檢察官限制出境。
「限制出境」這一名詞對於一般人而言並不陌生，望文生義，就是「禁止離開國境」而已。然而，對於一個法治國（Rechtsstaat）而言，「限制出境」這四個字卻是荒謬至極，因為遍查《刑事訴訟法》全文，你絕對找不到任何一條條文中曾出現「限制出境」四個字，當然就更別提法律人素來講究的程序、要件及救濟方式，一概付之闕如，檢察官或法官認為有必要時，大筆一揮、境管命令一發即是。
尤其是檢察官函令移民署境管的情形，大多不會通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這種事前完全不需要受到第三人監督，事後難以救濟的拘束自由處分，讓人不禁想問，說好的正當法律程序（due process）呢？
那麼，欠缺法律規定的限制出境處分為何可以一路暢行無阻，廣為檢審使用迄今呢？原來最高法院曾在民國73年時做出一個決議，認定限制出境是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也就是把限制出境納入《刑事訴訟法》既有規範的限制住居中，進而讓限制出境搖身一變，得以披著限制住居的外皮大搖大擺地行走。然而，限制出境與限制住居真的可以混為一談嗎？
憲法第10條明文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可見得居住自由與遷徙自由絕非同一種權利。以現今限制住居的實務操作觀察，主要是限制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以下簡稱犯嫌）的住居所不能隨意更動，以確保將來訴訟文書（尤其是傳票）送達的合法性，被告或犯嫌在國內的一般旅行則不受影響（遷徙自由）；但限制出境不僅侵害人民的遷徙自由，更會侵害工作權、財產權、探視親人權利及其他基本人權，影響的層面顯然遠大於限制住居，卻被當作是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於法、於理、於情，實在都很難解釋的過去，所以多位法律學者都曾大力抨擊限制出境已屬違憲。
幾經法律學界奔走努力，立法院終於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正打算於《刑事訴訟法》中增訂限制出境章，但法務部卻仍在去年立法院公聽會上，引用著最高法院不合時宜的決議，振振有詞的說限制出境就是執行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屬於替代羈押的處分，被告如果不服，可以依《刑事訴訟法》第416條規定提出準抗告救濟，所以現行實務做法沒有違憲等等。但法務部這種說詞，如果不是還搞不清楚檢察官到底如何運用限制出境，那便是睜眼說瞎話。
▲要申請解除限制出境，更是難上加難，甚至搞不清楚到底要向二審法院、一審法院還是檢察官聲請，如何有救濟可言？（圖／視覺中國CFP）
在以往實務操作上，檢察官於偵查中對被告作成限制出境處分，往往不會附期限，也不會告知被告，起訴後也不會主動撤銷，公訴檢察官、法官更不會去關心這件事，於是乎案件終結了，被告無罪確定後幾年，都還會發生人卡在機場出不去的情形，甚至被告要求解除限制出境，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向二審法院、一審法院還是檢察官聲請（通常這三者還都互不承認有做限制出境處分），在這種情形下，如何有救濟可言？
至於法務部所說的依照《刑事訴訟法》第416條提起準抗告，更是緣木求魚，因為條文規定，提起準抗告的「聲請期間為5日，自為處分之日起算，其為送達者，自送達後起算」，在檢察官不會發函通知被告限制出境的狀況下，被告連自己被限制出境都不知道了，要如何期望被告能在檢察官函令境管的5天內提起準抗告？難道在法務部眼中，一般國民都在移民署工作，所以一定能在法定期間內提起準抗告嗎？
就算被告提起準抗告了，在最高法院決議限制出境就是限制住居的一種方法後，依照現行《刑事訴訟法》的框架，限制出境或限制住居都不過是羈押的替代處分，對於法官而言，既然沒有事前審查的權力與義務，限制出境又是比羈押還輕微的慈悲手段，不會沒事去打臉檢察官。於是，就算被告能提起準抗告，也不過換回一張又一張駁回的例稿而已。在限制出境處分的面前，所謂的有權利必有救濟，似乎顯得格外諷刺。
大法官雖沒有直接對限制出境做成過解釋，但卻不只一次的強調，要對人民的遷徙自由加以限制，就必須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而且一定要用法律明文規定（釋字454、558號解釋），這就是學術上所稱的法律保留原則。正是因為如此，將限制出境的實質內涵（要件、期間、效力、救濟方法）明文規定於法律中，使人民可以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生何種法律效果，於權利遭限制時能被通知，同時設立事前法院審查的機制、事後救濟的管道，這些都絕非筆者忝為律師的高談闊論，而僅僅是法治國的最低要求而已。
●呂紹瑋，亞美法律智權事務所律師，東吳大學法學碩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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