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無明文規範下的限制出境，對於人民的工作權，甚至財產權都可能產生侵害，必須盡速修法，補足法律漏洞。（圖／pixabay）
關於限制出境，雖廣泛運用於刑事司法，但其法定性一向存有很大的疑問，也是目前必須修法補足之處。惟就算於《刑事訴訟法》中，加上限制出境的明文，但對於出境管制的法律規範，若未同步修正，問題仍會持續。
目前《刑事訴訟法》中，並無限制出境的字眼出現，而是由司法實務以限制出境係執行限制住居方法之一種，來為合理化之依據。惟限制住居，僅是消極限制被告必須居住於一定處所，並無積極限制移往他處之自由。而關於限制出境，則涉及移往他國權利之限制，顯然與限制住居所要規範者，有不同之面向。
再以我國已簽署且已為國內法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2條，將居住本國之自由與自由離去任何國家分列為第一、二款來看，亦可推出限制住居與限制出境，乃屬完全不同的限制人民自由的強制處分。因此，以限制住居來涵蓋限制出境，實嚴重逾越法律之界限，違反憲法第23條的法律保留原則及《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1項的程序法定原則。
在法無明文，卻以限制住居加以涵蓋下，於限制住居並無任何期間限制，也必然帶來限制出境的無期限，就使聲請人的出國，甚至探視親友、經營事業等等之權利，受到極大的侵害。而這種無限期的限制出境，乃是對人身自由的最嚴重侵害，但於偵查中，卻可由檢察官為之，甚至於被告遭起訴後，亦未由法院來審查此等強制處分的合法與妥當性，亦嚴重違反憲法第8條，「對人身自由之限制，必須由法官為之的法官保留原則」。這也是《刑事訴訟法》必須儘速修法，以來補足法律漏洞的原因。
此外，必須同時檢討者，還有出境管制，即境管之問題。因於偵查階段，檢察官往往在未瞭解案情，亦未訊問本人的情況下，逕行發布境管令，其適法性恐該受質疑。
雖然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第6款，若國民涉有重大刑事案件嫌疑者，移民署可禁止其出國。而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5項，也只有在情況急迫下，才可由司法機關、調查局或警政署通知移民署為之，而且只限24小時；24小時過後，若無進一步來自法官或檢察官限制出境的命令，立刻失效，所以這只是緊急且權宜的措施。由此也凸顯出，目前司法機關動輒境管的現況，實有相當嚴重的法律缺漏，更糟的是，在尚未有任何犯罪調查，僅憑有犯罪之疑，即限制人民出境，亦嚴重侵害遷徙自由權，也須儘速修正，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
因此，不管是限制出境或境管，若要具有正當性，勢必得修法，但在未為修法前，司法者實不應、也不宜廣泛運用如此的手段，以免離人權與法治國家越來越遠。
【限制出境法制化】系列
呂紹瑋／【限制出境法制化】誰說有權利必有救濟！藏身法治國的限制出境
湯文章／【限制出境法制化】該被限制的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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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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