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傳喚的便利就限制被告出境，但對於有國際或兩岸業務的企業主而言，便會因此斷了企業命脈，影響所及就是廣大的投資大眾。（圖／pixabay）
我們常在社會事件的新聞報導中，聽到檢察官對被告下了「限制出境、出海」的強制處分，但翻開《刑事訴訟法》，從第一條讀到最後一條，並沒有關於檢察官或法院有可以對被告「限制出境、出海」的明文規定。因此，在司法解釋上，認為「限制出境、出海」屬於執行《刑事訴訟法》上「限制住居」之強制處分的方式之一。但是從限制被告住居是否就可以當然無限上綱到限制被告出境，尤其兩者就侵害人權之強度而言，更有天壤之別。因此，在法治國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要求下，實應就這兩種強制處分明確地加以區別，不可以再混用下去了。
在當前的司法實務上，因為「限制出境、出海」僅被認為屬於執行「限制住居」之強制處分的方式，而「限制住居」又是《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羈押替代處分」中，被認為最輕且最方便執行的一種。在以往約十幾年前，檢察官要下「限制住居」的強制處分，還要發函給戶政機關，禁止被告為戶籍的遷移，而這種強制處分演進到現今，只要讓被告填寫一張上面有被告現今住址，類似「切結」的書面資料即可。
也因為對於「限制住居」的處理如此簡單，往往讓檢察官在下「限制住居」這種強制處分時，不太會考慮到對於被告人權的影響。更何況，實務上也不是要求被告每天都一定要在他的住居處，他的住居所若在台北市，偶而還是可以回去南部老家再隨時北返。一旦下了「限制住居」這個處分，大多數的檢察官或法官在結案前，通常比較不會去審視這個處分是否還有其必要性而主動撤銷，因為這個強制處分真的是輕到會讓檢察官或法官忘了它的存在。然而，若是長達多年且不限時間的「限制出境、出海」，這種強制處分真的很輕嗎？
實務上，一向把「限制出境、出海」視作「限制住居」的方式，而且「限制出境、出海」在刑事實務的操作方式，是由檢察官或法官發函予移民署，這樣就完成了程序。因此，通常檢方或院方也基於對於「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等同看待的想法，而忽視了其實長時間「限制出境、出海」的強制處分，對於某些被告人權之侵害，遠遠大過讓他交保新台幣數千萬元。
雖然被告的犯罪證據明確，但該罪也不至於讓他有逃亡海外之虞，而檢方或院方只是為了之後傳喚被告的便利，就限制了被告出境，但對於有國際或兩岸業務的企業主而言，往往這個強制處分就會斷了這個企業的命脈，影響所及就是廣大的投資大眾。
立法院正就「限制出境、出海」修法程序進行的當下，本文不在探討或評斷「限制出境、出海」之強制處分，究竟應由法官或檢察官來下較為適當，而是希望以自己從事檢察官十幾年的經驗感想，以及現今從事律師後對於社會百態的觀察，尤其在目前各界對於司法口誅筆伐的惡劣情勢之下，提醒司法官應該要特別慎重地看待「限制出境、出海」對於民眾權利的影響。
「限制出境、出海」對於人權的侵害，不是大家所認知一如「限制住居」般的若有似無，它的影響之大，往往會超乎你在下這個處分時的思慮所及。因此，要保有這樣的權利，就請妥適運用。一旦寶劍出鞘，就請記得趕緊讓它重回刀鞘，不然「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本文轉載自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粉絲頁）
●翁偉倫，律師，台灣司法人權進步協會榮譽會員。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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