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讓置入性新聞報導融入現有法規環境，且給予閱聽者清楚分辨，也能確保新聞自由被保障。（圖／視覺中國CFP）
延續先前業配文是否受到新聞自由保障的討論，我們要繼續探討的是個別記者或編輯，是否可以拒絕配合產出公司的業配新聞稿？究竟新聞自由是保障媒體還是個人？如果可以拒絕業配，那一般的報導也可以拒絕嗎？
從上一篇關於中時解雇記者陳志東的衝突中，還可以看出另一個問題：即使同在新聞自由的保護傘下，仍然會發生主體之間的衝突。其所彰顯的，是一個在討論新聞自由時，常常必須面對的問題：新聞自由究竟是保護媒體機構的體制性保障，或是保障記者、編輯的個人自由呢？
所謂制度性保障，意即新聞自由的目的，是要透過強化媒體機構（例如報社、電視公司等等）的保障，建構出良好、自由的新聞環境。在這個宗旨下，新聞自由的主體是媒體機構，至於其下記者、編輯等的權利，是依附在媒體機構下所衍生的。另一方面，也有主張認為，新聞自由的主體就是記者、編輯等新聞從業人員，其採訪、編輯等新聞自由的權利，並不需要透過媒體機構作為根源。
把這個分歧套用到新聞業配的議題上，如果我們認為新聞自由屬於制度性保障，那麼媒體機構要作業配報導，只要其內容沒有侵害他人權利或悖離事實，那就是媒體的新聞自由，其下的記者和編輯不能拒絕。而如果我們認為新聞自由是屬於記者、編輯個人的權利，那麼或許就可以援引新聞自由，拒絕發布上級分發的業配新聞。
然而，隨著網路和科技的發展，使得新聞媒體的生態和環境產生翻天覆地的變革，連帶使得前述的分界爭論愈來愈沒有意義。由於手機的普及和攝影鏡頭的精進，現在每個人都可以清晰且即時地記錄身邊發生的事物，並且透過網路迅速上傳，以博得關注。毋寧說，這個時代的媒體已經步入「人人皆記者」的階段，所謂的「媒體」趨向去中心化，新知的傳播愈來愈不需要透過傳統媒體機構的統整與發布。
例如2014年以後大規模興起的公民記者，逐漸取代傳統媒體而成為年輕人獲取社運現場第一手資訊的管道，就是顯例。甚至某些學者，已經將網路媒體和公民記者等新興趨勢，稱之為政府三權、傳統媒體第四權以外的「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傳統媒體機構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也愈來愈難以繼續將新聞自由鎖死為媒體機構的權利。
如果新聞自由的主體，漸漸由媒體機構轉向新聞從業人員個人，那麼連帶地，媒體機構分配業配新聞給記者或編輯，記者或編輯似乎就可以基於「自己的」新聞自由而拒絕撰稿。
但如此一來，會帶來幾個問題：首先，如果記者和編輯可以拒絕撰寫公司分配的業配新聞，那麼是否也可以拒絕其他一般的新聞報導呢？其次，適當的業配新聞其實有助於媒體的健全，如果允許記者和編輯拒絕撰寫業配新聞，是否反而會不當阻礙媒體的營收和生存？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當前的媒體生態下，雖然媒體機構漸趨式微，但網路和個人媒體工作者仍未能取代之。如果允許記者和編輯拒絕公司的發稿，是否會使得媒體機構被架空，進而導致在媒體機構失能、網路力量又未成氣候的情況下，反而喪失媒體監督政府的力量呢？以上，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有不少人對業配新聞感到反感，認為收錢報新聞違反了新聞「報導事實」的本質和要求。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業配新聞確實已經充斥整個媒體生態，也是媒體業中不可或缺的一環。這些伴隨著業配新聞而產生的問題，與其想一味批評、禁絕這個發展趨勢，不如思考如何讓這類新聞報導融入現有法規環境，並且給予閱聽者清楚分辨標準，藉以確保新聞自由的充分保障。（本文轉載自法操FOL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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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皓，大壯法律事務所律師，台大法研所。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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