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監所人犯超過六萬人，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法定收容人數甚多，因此監所的處遇環境一直都備受爭議。而這樣超收的監所環境，除了造成監所人犯身心狀況不佳外，也導致監所喪失了教化的功能。
因為監獄人數眾多，可以想見的是，監所管理人員只要把這些收容人給管理好就很了不起，不可能有辦法去處理教化的問題。不過，由於監所裡的收容人都是犯罪入監者，在社會上屬於不受歡迎者，因此他們的處境本來就不會受到大眾的關注，甚至有人認為他們本來就應該要在監獄中被折磨，才能贖之前的罪過。
監所確實是用來關犯人的地方，而這些犯人都因為之前違反各種法律規定，所以必須入監服刑。監所也是一個使犯人反省的地方，最終他們都要回歸社會，過一般人的生活。因此，聯合國的反酷刑國際公約內，對於不人道處遇是禁止的，而監所超收所導致的壅擠，在歐洲人權法院也有判決指出違反了該公約的要求。
但監所也不是自由自在之處，它限制了收容人的人身自由，使其透過教化反省，最終得以順利復歸社會。《監獄行刑法》第1條就規定，「徒刑、拘役之執行，以使受刑人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為目的。」
監所將收容人的人身自由給剝奪，並不代表所有的權利都被剝奪，這一點在司法院大法官第756號解釋中也指出，「法律使受刑人入監服刑，目的在使其改悔向上，適於社會生活（《監獄行刑法》第1條參照），並非在剝奪其一切自由權利。受刑人在監禁期間，除因人身自由遭受限制，附帶造成其他自由權利（例如居住與遷徙自由）亦受限制外，其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之憲法上權利，原則上並無不同。」
我們可以想見，剝奪人身自由下，其行動自由也會連帶受到影響，但是其他的權利卻並非如此，例如大法官所肯認的秘密通信自由與言論自由，以及憲法保障的工作權與財產權。收容人在監所內從事勞動，本來就應該有償，而我們卻長期忽略了監所收容人勞動所產生的價值，甚或以為，收容人的勞動本來就是應盡的義務，但這不就變成一種勞動改造了嗎。
除了監所收容人勞作金的給予外，如果在監所內不妨害監所紀律內的工作行為，例如投稿、撰寫書籍或者是買賣股票等行為，即無禁止之必要。只是從事該活動的時間，必須在監所許可的範圍裡，例如於自由活動的時間內即可從事上述行為。
當然，上述的觀念與一般人對監所的認知差距甚大，許多人認為收容人怎麼能有這些權利，但是，收容人最終仍會回到社會，若剝奪了其所有權利，對於將來復歸社會不適應，那就難保出監後恐將造成社會安全的危害而再度回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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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博硯，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台灣醫事法學會監事、台灣環境法學會理事、台灣能源暨氣候變遷法學會理事、財團法人國會觀察基金會董事、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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