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悠瑪列車發生翻覆事件，造成重大傷亡，檢察官初步調查後，認為超速致出軌的可能性大，且尤姓駕駛的供述與客觀證據，似乎有落差，致為羈押之聲請。法院雖以無逃亡與串供之虞，裁定交保，並限制住居，但普悠瑪列車的翻覆悲劇，果該由駕駛員來承擔一切刑事責任嗎？
對於交通安全的規範，於刑事責任的歸究，向來是以駕駛員的注意義務為規範核心。如以此次事件來說，於目前，檢方乃仍將司機未能開啟自動防護系統，且以極高速度通過彎道，致屬於應注意未注意的過失犯處理，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惟從列車出軌前，即已出現諸多異常，甚至也預定到某站才修復下，超速駕駛到底是原因，抑或是系統錯誤與調度失靈等因素聚集所造成的結果，實應有更仔細與精密的調查與鑑定。
只是就算能查明列車翻覆，除了駕駛的過失外，尚夾雜有機械故障、調度疏失，甚至是車輛本身的設計瑕疵等原因，有很大的可能性，也無法對所有涉及者來究責。因依據《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必須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致不承認過失型態的共同正犯。也就是說，類如普悠瑪翻車所造成的死傷結果，雖在客觀上，存有行為分擔的事實，但因無犯意聯絡，就不能以共同正犯論，僅能各別為論斷，致使集體責任因此被分割。
▲普悠瑪在蘇澳新馬車站出軌翻覆，造成18人罹難。這次不幸事件該由駕駛員來承擔一切刑事責任嗎？（圖／記者游芳男攝）
而只要這些夾雜其中的因素，尚未達於使駕駛者，就算盡到了注意義務結果仍會發生的境地，罪止一身的問題，還是會存在。比方說，普悠瑪翻覆事件，將來確實被證明，有機械故障、調度員要求即時到站、更有指示過站修復等等情況，但只要司機仍有自由意志、也能有效掌控火車的運作，諸多聚合其中的原因，就會被駕駛者的超速行為所遮蔽，致產生因果關係中斷，頂多屬未遂。
惟我國《刑法》並無處罰過失未遂，就使原本也該被追究的其他人，免於陷入刑事訴追的泥淖。這也代表，一個可能是結構性問題，所造成的重大傷亡，最終還是由一人來扛起所有刑事責任的不公平現象，致凸顯出《刑法》的本質缺陷。
故對於這種集體或結構性的究責，似只能由被害人訴諸於民事訴訟。而依據《鐵路法》第62條第1項的事故損害賠償，或是依據《國家賠償法》第3條第1項的公共建設瑕疵損害賠償，雖採取推定過失與危險責任，以來減輕被害人的求償困難與舉證壓力，但畢竟重點是擺在有形的金錢賠償，而非在一一檢驗與檢視，到底肇事的原因有哪些，欲藉由如此的途徑來求得接近事實的真相，肯定有其局限性，致顯露出法律規範，不是解決爭議的最優先，而是最後手段。（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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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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