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無證據證明為被告所致，依「罪疑利益歸於被告」之原理，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圖／視覺中國）
日前新聞報導指出，新北市一名保母於2016年照顧一位當時三個月大的嬰兒時，嬰兒出現了大哭跟癱軟等情形，經醫院診斷結果為嬰兒搖晃症。該保母被檢方以業務過失致死罪起訴，原因是在於保母涉嫌上下搖晃嬰兒所導致。法院一審判決則認為，該案中並不存在積極的證據證明保母確實有上下搖晃嬰兒的行為，因此判決被告無罪。
本案由於可能會有後續的第二審訴訟，筆者基於尊重司法之獨立性，不就法院認事用法予以討論，而是針對本件判決理由中，法院於理由第六段所提及的徬論：
「無罪推定不正是這樣一個常常令法官必須帶著遺憾、帶著對犯罪被害人難以交代的重擔、帶著真相永難釐清的無力感，而做出無罪判決的原則？」，引自許宗力大法官釋字第670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本件無論係告訴人詹○○於偵查中所述、告訴人連○○於本院審理中所述，甚至被害人之照片等，均讓本院同感悲慟，然綜前所述，本件被害人雖受有上開傷害，然並無證據證明為被告所導致，依「罪疑利益歸於被告」之原理，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從這段話可知，法官某程度同理了嬰兒的父母所感受到的哀傷。但這個哀傷是否可以折射到保母，而直接把責任歸諸在她身上呢？顯然的，還是需要證據，於情、於理、於法，我們才能說一個人應該要負起責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檢察官的偵查行為或是法院的審判，都必須要在一個遊戲規則下才能進行。因為我們即便相信，大部分時間真相是可以被發現的，但是如果沒辦法，該怎麼下結論？畢竟，給告訴人或被告一個「抱歉，我們沒有答案」的結論，更可能不是個好的句點。也因此，以法律術語來說，這時就會是如何分配由誰承受結果不利益的時候了。
各國的刑事訴訟制度在此，大部分都選擇了「無罪推定」或是「罪疑惟輕」作為遊戲規則的界限。簡單來說，無罪推定是指，一個人在被法院判決有罪之前，都被推定為無罪，並不會因為被檢察官起訴了，就要導致自己必須舉證自己無罪。至於罪疑惟輕，則是無罪推定的延伸，意思就是如果一個人已經很確定有犯罪，但是犯重罪還是判輕罪無法明確判斷時，則推定他犯輕罪；相對的，如果一個人在經過證據檢視下，行為是在有犯罪跟沒犯罪之間搖擺，則應推定他無罪。
前述的無罪推定原則，是18世紀的義大利法學家Cesare Beccaria在他的知名著作《論犯罪與刑罰》所提出。他認為，「在法官判決之前，一個人是不能被稱為罪犯的。只要還不能斷定他已經侵犯了給予他公共保護的契約，社會就不能取消對他的公共保護。」義大利憲法第27條第2項也明文規定，「在確定判決前，被告應認為無罪」是為代表。畢竟，刑事制裁屬於國家公權力的展現，而且具有高度的傷害力，在制度設計上理應被謹慎使用。否則如果能輕易羅織人入罪，這個工具勢必會有被濫用的誘因。
那麼這樣的遊戲規則會不會使得兇手有機會能夠逃避法律的制裁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我們必須承認，「勿枉勿縱」是個理想，但很難實現。所以有可能「枉」、也可能有「縱」，而我們最終在權衡下選擇了「縱」這個結論。也因此，許宗力大法官在前述的解釋意見書才會表示，無罪推定確實有可能讓法官、被害人有所遺憾，甚至不乏法律實務工作者也私下或公開表示：「某某某判無罪，不代表案子不是他做的，只是證據不夠而已。」這樣的說法筆者其實不能接受，但確實可能發生在一些其他案件中。
沒有制度是完美的，而我們能選擇的，無非是一個不讓自己會因此後悔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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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台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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