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訴訟法》三讀通過，將引用法庭之友制度，讓司法能聽見民意，希望成為裁判時的助力。（圖／記者屠惠剛攝）
立法院通過《憲法訴訟法》，將大法官的釋憲由現行的會議形式轉成實際的審判模式，且針對人民聲請釋憲因此所為的違憲裁判，也直接及於個案。此外，為了使憲法裁判能夠廣納民意，亦沿襲外國法的法庭之友制度，徵求利害關係人能出庭提供意見。只是如此的制度，到底是憲法法庭裁判的助力，還是阻力，卻有討論之餘地。
現行的釋憲制度雖允許人民於個案救濟途徑已窮盡，致可因此聲請釋憲的規定。惟因大法官所能審查者，並非判決本身，而是裁判所依據的法律是否違憲，故即便宣告違憲，聲請者也只能依此解釋，向法院聲請再審或由檢察總長提起非常上訴，才能扭轉裁判。而由於這種審查乃偏向於抽象的法規，下級法院也可自行解釋大法官的意思，就常使違憲宣告僅具有宣示意義。
為了解決此問題，在《憲法訴訟法》第59條第1項，就規定人民於用盡救濟手段後，除裁判所適用法律違憲外，裁判本身若違憲，亦可因此聲請憲法訴訟。且根據《憲法訴訟法》第62條第1項，若認為裁判違憲，就須立即撤銷，並發回管轄法院，以免使憲法訴訟形同具文，致具有實質的效力。
只是如此的設計是否會讓憲法法庭成為「第四審」，實也未知，就得看未來憲法的門檻，到底是寬鬆或嚴格而定。也因憲法訴訟具有直接及於個案的效力，其審理程序就必然得公開且為言詞辯論，而由於憲法訴訟往往涉及多種層面之考量，所必須考量的因素相當多，就與立法形成產生相類似的情況。但憲法法庭的法官僅具有法律專業背景，為了避免過於武斷，勢必得徵求更多的專家意見。
也因此，於《憲法訴訟法》第19條第1項就規定，憲法法庭審理案件認有必要時，得依職權或依聲請，通知當事人或關係人到庭說明、陳述意見，並得指定專家、學者、機關或團體就相關問題提供專業意見或資料。同時根據同條第3項，這些提供意見者還得揭露與當事人的關係、是否受有金錢支助等等。而根據《憲法訴訟法》第20條第1項，利害關係人亦在得法庭許可後，提出專業意見，並揭露其與當事人之關聯。凡此有關法庭之友的設計，都在藉由專業意見的提供，以讓憲法法庭能更廣泛的考量所有可能的因素。
只是能否成為法庭之友，裁量權乃在憲法法庭，就陷入一種不確定。其次，這類法庭之友，雖在法律上不屬於鑑定意見，不具有拘束法官的效力，但是否會產生實質影響，實屬未知。此外，法律要求必須揭露與當事人的關係，尤其是報酬多寡這類的資訊揭露，憲法法庭必須查核至何種程度，或只是形式審查，也無法從條文中看出。更重要的是，若揭露受有高報酬，是否會使憲法法庭對於當事人產生不利的偏見，甚至否定此等意見，也是一大問題。
總之，藉由法庭之友來廣徵意見，以彌補法官知識之不足，這方向值得肯定，就算法無明文，法院也可行之，如智財法院，早已行之有年。惟一旦將之制度化，則這些法庭之友到底會成為法庭審理的助力，抑或阻力，恐皆有待三年後實施，方能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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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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