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醫師法》明文屍體解剖須由法醫師擔任，但《刑事訴訟法》卻未配套修法，造成法律條文的衝突。（圖／視覺中國）
關於屍體解剖，原因可能是為找尋病因，或為科學研究，或為犯罪原因之找尋。而為找尋病因所為的解剖，自然以病理醫師為限，只是針對犯罪原因的解剖，即一般所稱的司法解剖，在過往，也是由病理醫師來擔任。但自2006年《法醫師法》生效後，明文《刑事訴訟法》的屍體解剖必須由法醫師擔任，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卻未配套修法，造成法律條文的相互衝突。
就屍體解剖而言，除為教學與研究的大體解剖外，大致可分為病理解剖與司法解剖兩大類。就前者而言，其目的在於病死原因的找尋，且依據屍體解剖條例第2條，此種解剖須由從事病理研究的醫師來主持；而就後者而言，其目的在犯罪致死原因的找尋，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3項，在法官或檢察官勘驗屍體時，若要解剖屍體，須以醫師為之。
而在過往，由於並無任何法律明文法醫師的資格，再加以專職法醫的缺乏，在面對每年至少上萬件的屍體相驗量時，人力實無法負荷，也因此，即由各地檢署尋求當地醫師的協助。即便如此，人力仍顯吃緊，並衍生出問題。
關於屍體的相驗工作，必須由檢驗人員輔助或補充，而為了因應如此的現實，200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第218條時，其第2項即明文，將檢察官可以調度為相驗工作者，除法醫師或醫師外，也擴及至檢驗員，算是紓解了法醫的負擔。不過，卻也因此造成我國屍體解剖率更為降低，竟不到百分之十的結果，造成犯罪防制的漏洞。
為了解決法醫荒，2005年12月28日立法院通過《法醫師法》，2006年12月生效後，根據此法第9條第2項，解剖屍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必須由法醫師為之。而根據《法醫師法》第4條第1項，除了大學法醫研究所畢業外，對於已具有醫師資格者，仍須修習法醫學程與經實習期滿後，才具有應考法醫師的資格。如此的要求，自然是基於司法解剖的專業性考量（可參考筆者著〈放寬資格限制後 與屍體對話的法醫夠專業嗎？〉。
只是在《法醫師法》生效至今，《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3項，即解剖屍體須由醫師為之的條文，並未因此修正，造成嚴重的法律衝突。由於《法醫師法》屬於《刑事訴訟法》的特別法，再加以《法醫師法》出現在後，故不管是基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或是後法優於前法之理，《刑事訴訟法》第216條第3項的醫師，就應限縮解釋為法醫師。
只是法律解釋，不是法律本身，實仍待立法者儘速修正以對，以免讓如此的法條衝突存在。若讓如此的矛盾繼續存在，不僅讓主管機關有恣意解釋的空間，也完全喪失當初《法醫師法》建立專業證照的法醫師制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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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台灣永社理事、台灣陪審團協會理事，著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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