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肉圓沒加辣而怒打妻兒的肉圓爸，致有民眾自發性前往關心，甚至有暴力相向的行為出現。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防治家暴，真只能靠私法正義嗎？
在此次事件裡，民眾到場為被害人伸張正義，可能涉及侵入住宅及普通傷害罪。因不法侵害已過數日，就不能主張正當防衛或現行犯逮捕，來阻卻刑事不法。惟此等罪名皆屬告訴乃論，若無告訴，檢察官必為不起訴處分，就算有告訴，也因屬輕罪，致會以緩起訴為終。惟這種正義於法、於理皆不正當，就引發現行的《家庭暴力防治法》，果真無法保護到受家暴者？
關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的適用對象，除為配偶、親屬與家屬外，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也包括同居或曾有同居關係者。同時，得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者，除家暴被害人，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0條，也包括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更將檢察官、警察與地方主管機關涵蓋其中。如此規定，就是在破除「自掃門前雪」、「清官難斷家務事」等的傳統觀念與束縛。
只是法律的應然，總敵不過現實的殘酷考驗。因警察接到家暴通報趕至現場，雖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9條，即施暴者屬現行犯，或者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繼續危害家人之生命、身體之虞，有立即逮捕之權。惟於大部分的情況，警察趕來時，侵害行為恐已過去，再加以被害人可能仍懷抱家庭和諧等因素，想息事寧人，警察也只能替其聲請暫時或緊急保護令了事。
而從1998年制訂《家庭暴力防治法》到現今的5次修正，也不斷強化保護令的內容。如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總共列有13款的保護事項，以讓法官能選擇一或多款的禁制令。這包括禁止施暴、禁止接觸、禁止跟蹤、命施暴者搬出、命相對人遠離特定距離等等，藉由如此多元且具有彈性保護內容，就可有效避免被害人籠罩在暴力的侵襲之下。
惟法官要採哪些禁止措施，雖為其裁量權，但往往得顧及當事人的意願，若被害人仍存有與施暴者復合之希望，就可能使保護令未列有遠離特定距離或禁止接觸等之內容。故當施暴者逼近被害人，且已求救於警察時，在其不能逾越法院之權限下，就只能消極性勸離，致顯得無助與無奈。
又在警力有限下，任何保護令的執行，恐多為被動式，原本欲藉由法院所頒布的禁制措施，以來防止被害人再度受害的目的，就會因此落空。故若要讓保護令真正獲得實踐，勢必得修法將電子監控加諸於施暴者身上，以能使警察及早得知，並盡早為防治。惟如此的立法政策，卻又陷入人權保障與犯罪控制間的衝突與抉擇。
《家庭暴力防治法》已立法超過20年，但為何每年家暴案都超過13萬件，顯然，於法制上，仍有檢討與強化的空間與必要性。當然，徒法不足以自行，家暴防治實更賴全民的守望相助，但絕不應是以暴制暴的私法正義。（本文轉載自《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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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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