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檢討民主制度在社會上造成的分歧與混亂時，知識分子總認為原因是「不夠西方」，而不是「西方制度也有問題」。（圖／視覺中國CFP）
●雁默／自由撰稿人。
台式民主，是兩個剛性政黨透過以黨領政的統治結構，讓人民票選出來的「黨國式民主」，它之所以能夠存活，不在於自身制度的合理性，而在於大國戰略架構下的外部干預。說白了，就是美國基於自身戰略需求，維護了台灣以西方價值打造的干城，因此在島內，所有非西方的，都有被打成異端的風險。
揮別帝制後的中國，想複製西方民主，卻始終東施效顰，做不到位，原因很簡單，中國數千年文化，本與近代西方價值南轅北轍。直到1949年，中國人走上了迥然不同的兩條實驗道路上，大陸實驗「馬克思主義」，蔣介石則將他在大陸並未實驗成功的政治，帶到了台灣，並進行修正。兩岸都在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篳路藍縷地摸索最適合自己的政治路線。
兩蔣時代的台灣，理想是「自由民主」，但實際是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不是他們不想達到西方規格，而是他們做不到，也對解決中西差異沒把握。做不到是因為從50年代到80年代，台灣處於掙扎求存的狀態，想活，就得有穩定的政局，經不起內部分歧與鬥爭。沒把握是因為要解決中西差距，必須倚賴一個和平繁榮的社會，與相對厚實的思想基礎，才有餘力思索適合自己的西方價值，以及應該保留的中國傳統。
直到蔣經國執政中後期，送到西方留學的青年們帶著西式思想回來了，黨國體制便受到新生代的挑戰。然後，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本土化運動銜接了上去。換言之，台灣與大陸的敵對，在思想的層面，21世紀前是「反共」。21世紀後，台灣又樹立了兩堵新的高牆，截斷了兩岸同文同種的聯繫，一是西方價值，二是本土認同。它們經由知識份子的鼓吹與簡化，灌輸到民眾腦袋裡，形成心靈層面上的藩籬。
有了心靈的藩籬，「傾獨」遂成為主流思潮。
傾獨者有兩種，一種是「脫中」式的，另一種是「抗共」式的，他們用的是同樣的思想武器，獨立的路線卻是兩分。以政黨區分之，前者是民進黨，後者是國民黨。以概念區分之，前者是台獨，後者是華獨。兩種傾獨者以不同的路線「拒統」，前者是決絕的，後者是迂迴的。
「國民黨內皆親美」，是江啟臣說的。「我們留學於美國，當然親美」，是蘇起說的。一個是黨的後起之秀，一個是黨的傳統智囊。這是兩蔣留下來的「戰略慣例」，只是在西方價值與本土認同雙雙崛起後，兩蔣仍保留的「中國情」被捨棄了。中國國民黨之所以不敢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一方面是為了區隔台獨，另一方面則是為了迂迴拒統。
所以，除了政治利益，拒統，很大程度是「打從心裡就不願意」。
對於20多年來的自困，台灣知識份子不乏對制度的檢討，卻缺乏思想上的反省，因為西方價值深入腦髓，甚至視之為普世價值，失去了反省的能力。從1949年以來的歷程來看，這是理所當然的發展，因為台灣選擇站隊於西方陣營，經濟上獲利於西方，價值觀也隨著西方消費文化的進駐，普及了數十年。
放洋回台的那一批知識份子，主宰了台灣知識階層的主流意識形態，並且很大一部分是服膺「白左」思維者。因此，當檢討民主制度在社會上造成的分歧與混亂時，知識分子總認為原因是「不夠西方」，而不是「西方制度也有問題」。他們認為民眾還沒有培養出足夠進步的民主素養，而不正視東方儒家社會無法對西方文化照單全收的事實。
有許多議題可看出一般民眾與知識份子之間的差異，如內閣制的討論，通常會遇到台灣民眾比較習於「家長領導式」政治樣態的問題。再者，如廢死，同婚這類社會議題，也會遇到民眾的反對聲浪。三者，性產業，賭博產業這類需要西方開放思維作為基礎的商業環境，在台灣也會遇到保守思維的箝制。
所以蔡英文在「九合一」敗選後的第一個反應，是台灣民眾沒有跟上改革的腳步，而不是她的改革根本不見容於社會。這個反應充分顯露了知識份子與普羅大眾之間存在的鴻溝。誠然，民眾囫圇吞棗地接受了自由民主的概念，但卻不能接受嚴重分歧所帶來的混亂，畢竟在華人社會，重視的是秩序，更勝於重視自由。
所以在民眾之間，有時也會聽到「應該讓共產黨來管一管」的庶民心聲。
知識階層缺乏思想反省的主因，在於他們普遍對中國歷史與思想缺乏起碼的認識，更遑論深度思考。說明中國傳統思維最貼切的概念，就是「秩序」。從歷史的長河來看，自由不但是純西方的，並且也是新的概念。並不是說，中國人就「不配」擁有自由，說「中國人從來都不自由」，是對中國文化陌生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武斷做出的評論，中國人自古從心理上到物理上，都在追求圓滿的秩序。連自由，都只是包含在秩序裡的概念。
西方人用法治來規範自由，中國人則是從思想上定義自由。
或是說，西方認為人天生享有自由的權利，應由法律保障與界定。中國人認為順應天地運作的秩序，才談得上自由，自由是被內化與規範在「天地人」的思想與行為秩序裡。
由於思想的發展路徑與台灣截然不同，對西方自由派概念有敵對歷史的大陸知識階層，反而較能夠質疑西方路數。譬如，「自由到底是不是一種富貴病？」這類的反思在台灣是極為少見的，「自由就是一種富貴病」這類的論定在台灣則是完全看不見的。即便是離經叛道的李敖，連「民主」他都能捨棄，卻也視「自由」為普世價值。
重點在於，台灣人並不知道「自由」也可以只是一種選項，而不是必選。這層心靈藩籬，在台灣極度缺乏討論，以致許多看起來「非常自由」的白左概念，只是少數知識份子「奔放」的理想，整個社會其實都沒有做好接受的準備，也沒有銜接中西差距的橋樑。
「自由」缺乏深度討論，「人權」亦然。
當知識份子對「人權」誇誇其談的時候，在社會的各個角落，卻常常上演違反人權的事件，如最近在台灣社會炸了鍋的「肉圓哥家暴」事件。一個民眾在家中暴打妻兒的影片流出，瞬間引起社會公憤，「肉圓哥」被7名網友動用私刑圍毆，有人拍手叫好，有人反對「以暴制暴」。但整體社會氛圍，從政客，媒體，到藝人，都不乏護航動用私刑者，並質疑法律的漏洞與無力。是非擺一邊不談，請問，社會主流意見，符合「人權」標準嗎？有對「人權」的要求錙銖必較嗎？
沒有，大家都在洩憤，都在彰顯傳統中國式的正義，而非白左的人權主義。用日本人的話來說，這叫「口嫌體正直」。
民主、自由、人權，這三項被台灣人視為進步價值的東西，被視為「拒統」甚至「反中」的思想武器，沒有一項被抽絲剝繭地討論過，更沒有被整體社會心口合一地實踐，徒有口號，與自我感覺良好。
一個卻乏自省與警惕的社會，陷入停滯也是理所當然。
西方價值，其實只是台灣知識階層與對岸知識階層做思想較量的武器，並沒有真正內化到一般民眾的生活裡，或者說，內化程度遠遠不如知識份子口中那麼深。這些價值，往往只是「少數人的自由」，與綁架多數人的工具。
西方價值當然不是一無可取，也有許多具有啟發性的思想，但是當它被放置到台灣傳統的儒家社會時，不能無視於其格格不入之處，否則就會發生「蔡英文式」的不食人間煙火，與富貴階層的傲慢。
雖然對藍綠兩黨的滿意度低，一般民眾並沒有意識到，若干格格不入的西方價值其實也是原因之一。大家只是覺得這個地方有點不對頭，卻無法具體指出病灶，因為整個社會處在親西方知識份子散佈的「概念雲」裡，如入五里霧中。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不時提出對主流思想進行反省的觀點，哪怕是對西方概念多麽離經叛道，也要嘗試反向思考。
不能被質疑的主義，都不值得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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