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法縱容反商仇富的判決繼續出現，只會更加深社會的階級對立。（圖／視覺中國CFP）
《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的兒子，同時也是瓏山林董事長的林鴻堯，遭指控以「假贈與、真購地」的方式侵害居住正義，依偽造文書罪判處10月徒刑定讞，必須入獄服刑。高院確定判決一出，只見《自由時報》憤憤不平的大篇幅報導批判，同樣身為媒體，我們不願冷眼旁觀，更要哀矜勿喜。
林鴻堯的重判判決，用伸張正義來包裝，但骨子裡卻蘊藏著反商仇富的影子，為何會導出如此關聯結果，關鍵在於本案的犯罪事實認定邏輯：老闆一定知情並下達指示。涉案被告的特殊身分，乃至最後的量刑失衡，用奇怪已不足以論述，也存在著針對性。
檢視一、二審法院判決林鴻堯有罪的理由，給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如果本案的被告不是林榮三的兒子，而是一般不知名的建設公司老闆，試問一審的唐玥法官，二審的曾德水審判長，會判有罪嗎？縱使有罪，在量刑上，會以接近法定最重刑的3年天花板重判，一點也不給緩刑或易科罰金的機會嗎？
答案肯定是不會的，如果被告不是林鴻堯，而是某某人，早早會以本案沒有造成損害，迄今未開發，縱有《土地法》第34條的「脫法」行為，但卻無違法行為而判決無罪，縱使有罪也沒有執行的必要，以啟自新的機會。
在司法實務界，人的問題是最為關鍵的。所謂的人，指的是司法官，也就是啟動偵查的檢察官，和接力審判的法官，如果能遇到心中無大小，我心如秤的司法官斷案，只看證據的多寡，不論涉案者身分是大老闆或普通老百姓，都能夠平常心的去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司法公信力何憂不會提升。
用消極的說法只能說，林鴻堯運氣不好，在檢方獲不起訴後，再議程序時，罕見的被高檢署直接命令起訴，案件繫屬法院，案子分給台北地院的唐玥法官，遭重判幾近偽造文書罪的滿貫刑度。上訴高院後，又遇到曾德水審判長，如同《自由時報》的報導引述，這兩位法官似有很明顯的政治傾向，用白話講叫「討厭綠的」，誰叫他爸是綠媒《自由時報》的創辦人林榮三。
在司法實務界中，最為人詬病之處，就在於法官的政黨傾向。司法官將個人對政治的好惡，在個案中暗渡陳倉，極不道德，更戕傷司法，這從過往許多個案的判決理由中不難窺見。用政界角力戰中常見的「辦綠不辦藍」或「法院是國民黨開的」等用語，再從指標性的個案，如馬英九洩密案、扁家弊案等，不同的案件到了不同的法官手上，判決經常會有可預期的判決結果，這其中已非巧合可以說明。
林鴻堯的有罪及重判，是可以檢視與評價的。林的辯護律師在定讞後指出，本案的贈與行為在業界行之多年，以往皆判無罪，卻獨厚林鴻堯。至於以推論方式認定林知情贈與之事，欠缺直接證據。在業界中，林鴻堯的個性像是中信辜家的辜仲諒，企業經營上，大都只管策略等大方向，其他業務細節根本不可能去過問甚或指示，但對於在象牙塔內的法官而言，這些有錢人都是為富不仁，都是壞蛋，怎麼可能不知道。
從林案的量刑更可見一斑，偽造文書法定最重本刑是3年，一審判2年10月，二審縱使減刑到10月，更是罕見的閃開易科罰金的機會，目的就是要讓他入獄。
在此呼籲，司法絕不能因為涉案被告是名人，是企業老闆、有錢人，或有著不同的政治立場，而在面臨訴訟時，有著顯著不同的差別待遇。如果司法縱容反商仇富的判決繼續出現，只會更加深社會的階級對立，以及外資因此對台灣的企業風險評估後的卻步。
當司法判決也加入反商仇富的非理性隊伍時，試問，包裝著特定立場的判決，很解氣嗎？是落到特定司法官手上，用重判來教訓嗎？法律之前，不該是人人平等嗎？司法當局該好好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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