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檢察官起訴時能自我節制，採取較嚴格的證據法則作為起訴門檻，當下即應對於前中研院長翁啟惠所涉的浩鼎案，作成不起訴處分。（圖／記者李毓康攝）
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因被訴職務收受賄賂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歷經2年審判程序，去年年底獲判無罪。之後，檢方內部經過多次開會討論，並由檢察總長召開專案會議，認為依現有證據已無法讓法官形成有罪心證，上訴二審改判有罪已無可能，因此決定不上訴。
依現況，檢察官對於法院判決無罪的案件，鮮少有放棄上訴的情形，因為無罪判決會影響檢察官的辦案績效，連帶會影響年終考績。現行實務即常見審判過程中，法官調查證據後，認為不構成犯罪，當庭曉諭檢察官撤回起訴，鮮少有檢察官願意撤回，大多表示：「請庭上依法判決。」每當無罪判決，檢察官都不願認錯，上訴書寫得比起訴書還精彩，導致案件更迭纏訟多年，就算最終獲取無罪判決，被告都己經剩下半條命。
因此，本案一審獲判無罪後，檢方內部願意深切檢討，召開「無罪案件審查會」，最終作出不上訴的決議，確實應該給予喝采！但仍有為德不卒之感，為何要在無罪判決後，才來檢討不上訴，卻不願意一開始就不起訴？
法務部自詡檢察官起訴定罪率高達九成多，但有句話說「統計數字是最精確的，但統計數字也是最會騙人的」，這就要看數字怎麼產生，以及怎麼解讀。
檢方計算定罪率，不是以每件事實來算，而是以每個案件來計算，所以一個案件裡有10件事實，只要1件成立犯罪，就算定罪，其他9件無罪都不算。在還有連續犯的年代，常見檢察官就其中一部分被告已經坦承的犯罪事實起訴，然後將其他複雜未坦承的犯罪事實，以有裁判上一罪為理由，送請法院併案審理，法官調查了半天，最後就算只認定一件事實成立，也算定罪，對檢察官的定罪率根本沒有影響。
如今雖然已經廢除連續犯，但還有集合犯、接續犯等，情形並沒有改變。更讓人氣結的，貪瀆案件的定罪率始終只有六成多，圖利罪更是不及三成，而這類案件少則數年，多者十餘年才能定讞，短命的沒等到判決結果，就帶著遺憾離開。所以，這樣的定罪率只不過是數字遊戲，有什麼好值得驕傲！高起訴率未必換來高定罪率！
美國對於檢察官的起訴，設有「審前檢查程序」（preliminary hearing），由治安法官為之，或「大陪審團制度」（grand jury），由16至23人不等之大陪審團對是否提起公訴做出裁決，要達成「相當理由」（probable cause）才能起訴，目的就是為了慎重起訴。雖然「相當理由」也不夠明確，但實務長期運作下來已經累積出一套規矩。
相較起來，台灣檢察官在犯罪嫌疑認定上，缺乏一套規範，可說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尤其在面對名人、重大貪瀆案件之際，常有個人英雄主義作祟及見獵心喜的心態，更常見由檢察長指定特定紅牌檢察官來偵辦，經常忽視該類案件多屬於專業犯罪，證據採擷並不容易，一經起訴立即影響當事人的工作、名譽，卻往往受制於辦案時效、輿論壓力，採取低度起訴門檻，在證據未調查明確前即逕行起訴，而被認為有濫訴之嫌。因此，建議檢方要設置「起訴審查委員會」，由主任檢察官或資深檢察官對起訴案件，或至少對某些重大案件，作起訴審查，避免濫行起訴。
翁啟惠的案子，關鍵在於其所取得浩鼎公司股票是否屬於中研院技術轉移的對價？其間的要點在於怎麼證明有無期約受賂的合意，以及對價關係的存在。但檢察官所提出翁啟惠與浩鼎董事長張念慈間的電子郵件，根本上都屬於傳聞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且郵件內容也都是斷簡殘篇的結果，並無法達到超越合理懷疑（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的有罪證明程度。如果檢察官起訴時能自我節制，採取較嚴格的證據法則作為起訴門檻，當下即應作成不起訴處分。
當然，本案更曝露出現行生技產業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對於利益衝突的規範嚴重不足，就像之前發生的「陳垣崇事件」，卻未能及時除錯，兩次重大產學合作都發生爭議，對於台灣生技產業的未來絕對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對於生技移轉的流程、決策過程、授權金、技術移轉的對價（金錢或股票）、衝突的迴避等，都應該及早詳盡規範，才能杜絕此類案件再發生。
追訴犯罪雖是檢察官的天職，但檢察權的行使應當自我節制，濫行起訴不啻是對人格的追殺，在起訴後還要面對漫長審判程序的煎熬，日後縱使被判決無罪，已經受損害的名譽也不會完全復原。況且，只要未曾被羈押，也得不到任何賠償，起訴的成本真低，檢察官也不用負擔任何責任，不禁令人感嘆台灣的檢察官有權而無責。
翁啟惠事件已為書生報國烙下無可挽回的裂痕，誠心期盼檢察機關因此事件可以重新審視起訴門檻，台灣的人權保障才能再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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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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