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說有資力的刑事被告有逃亡能力就會逃亡，多數人於解除限制出境後依然遵期到庭，甚至判決有罪確定後仍到案執行。（圖／視覺中國）
日前有媒體報導，遭限制出境的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因須赴韓國會談商務，俾利公司業務發展，向法院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卻遭駁回。法院駁回其聲請的主要理由：1.被告犯罪嫌疑重大；2.被告的家庭、經濟俱佳，逃亡能力甚高；3.多有其他被告雖於偵、審遵期到庭，且國內尚有家人、事業及財產的情況下，於解除限制出境後，仍潛逃出境；4.被告將來如果潛逃會嚴重損害「國家法益」；5.現代通訊科技發達，被告可透過各式網路及電信等通訊媒體，以視訊或口頭方式參與。對此，讓筆者想再談一下我國對於限制出境的規定。
我國司法實務將限制出境認為性質上屬於限制住居的一種，但此種見解在強調人權保障的今日，已相當不宜，為此，立委也正在立法院著手進行《刑事訴訟法》條文修正，讓限制出境能法制化，以保障刑事被告的司法人權。既然如此，目前法院在考慮限制出境及其解除時，自應更謹慎，至少應具有「比例原則」，也就是「必要性」與「相當性」的思維。
本件被告被檢察官認為涉嫌行賄獄政人員金額僅2萬餘元（新台幣），情節輕微，法院於裁定時，怎可說其一旦潛逃，會嚴重損害「國家法益」；其次，身價不低的刑事被告不能說有逃亡能力就會逃亡，那以後凡身價不低的刑事被告，是否都有限制出境的必要；再者，過往雖有其他被告於解除限制出境後就逃亡，但畢竟也是少數，更多的被告於解除限制出境後，依然遵期到庭，甚至判決有罪確定後仍到案執行。最後，商務會談「見面」的效果絕對不同於「視訊」，法院於裁定中豈能以已有視訊等替代，即認無「見面」會談商務的必要。
法院在處理暫時解除限制出境時，應有比例原則的思維；本案被告只是聲請暫時解除，法院宜考量被告如確有此需要，即應「個案考量」，就如涉及紅火案的刑事被告辜仲諒於民國104年間也有聲請暫時解除限制出境，當時承辦的台灣高等法院就做出繳交5億元保證金，並由責付其選任辯護人葉姓律師陪同出國之附條件的准許，這就有充分考量刑事被告的人權。
刑事訴訟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法官切勿以被告之身價懷疑其有逃亡能力，便有逃亡的可能。多數被告仍重視自身名譽，對於被冤枉的犯罪，仍希望傾全力為自己辯白，爭取無罪判決；一旦逃亡，則連為自己辯解清白的機會也沒了。在此誠摯呼籲立委應盡速修正並通過《刑事訴訟法》中關於限制出境的規定，使我國限制出境的法制化更為周延，提升我國司法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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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兩岸法律事務中心創辦人、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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