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應跳脫金錢補償的限制與思維，邁向精神損害的填補被害人。（圖／視覺中國）
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設計，主要圍繞在被告人權的保障，從警詢時的在場權，偵查時的令狀主義、羈押制度，起訴後的律見制度、辯護權，到入監執行後的基本生活保障、假釋等等，無一不是為了保護刑事被告的權利，但對於被害人刑事訴訟程序的參與，僅有寥寥數條規定。
法院關於訴訟程序進行的期日，並無通知被害人的義務，被害人既不能聲請調查證據，也無法對於量刑輕重表示意見，對於判決結果更沒有單獨提出上訴的權利。相較起來，整部《刑事訴訟法》顯然偏重在刑事被告權利的保護。
然而，犯罪被害人對於加害人被告的刑事處遇，應該是最關心的人，理論上也應該將整個訴訟程序進行的經過，讓被害人參與，並且讓被害人對於判決結果有救濟的管道，才是合理的。司改國是會議曾就該議題有深入的探討，也做出強化被害人參與訴訟程序的結論，司法院也同時宣示要俢改《刑事訴訟法》，建立一個有溫度的刑事司法。
但要把只注重被告權利保障的制度，添加入保護被害人權利的元素，可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其實被害人或家屬真正需要的，無非是事實的真相、經濟上的支援，以及如何走出被害的陰影。這包括安全維護（避免再次被害）、持續資訊（掌握真相調查的進度）、支援參與（有訴訟參與權）、回復損害（伸張正義以得到應有的損害回復）等需求。
目前司改的進度是要在《刑事訴訟法》增列專章，賦予被害人訴訟主體的地位，明列特定案件的被害人，於法官徵詢檢察官意見後認為適當時，得裁定許可參加訴訟，另參加人得委任代理人，委任代理人之律師得閱覽卷證，審判期日，應通知參加人及律師到場，參與整個訴訟過程。此外，被害人得聲請調查證據、對量刑表示意見，以及單獨提起上訴等。換言之，改革著重在被害人「知」與「說」的權利，也就是滿足被害人持續資訊及支援參與等兩項需求，以便於了解事實的真相。然而，被害人更需要的，應該是怎麼走出被害的陰影。這需要有一個情緒發洩的窗口，有人傾聽、陪伴，以及心理輔導。
被害人是最切身的利害關係人，也是對於事實經過最明暸者，審判過程中，通常會以證人加以傳訊到庭作證。然目前審判實務並無限制到庭的次數，導致許多案件的被害人在偵查中已經檢察官傳訊問過，一審又經法官傳訊到庭訊問；若證詞不利被告，被告在二審又要求傳訊，法院若不傳訊還要在判決書交待一大堆理由，否則上訴後，最高法院會說「應調查的證據未調查，判決理由不備」。尤其性侵害案件，一再傳訊只是勾起被害人不堪的回憶，不然就是為了創造被害人多次重覆的證詞不一致，難認證詞的真實性，增加被告獲得判決無罪的機會。目前雖有「少年法院（庭）調查性侵害事件減少被害人重複陳述注意事項」的規定，但畢竟不是法律，審判實務上遵守的情形少之又少。致使每次審判，都像是在被害人傷口上抹鹽。
目前保護被害人的專法只有《犯罪被害人補償法》，但該法36條條文中幾乎都是補償金的申請資格及如何申請，只有寥寥3條條文談到設置犯罪被害人保護構及其應辦理的業務，該法儼然只是補償金申請的規定；況且，保護機構的經費來源有限、人員不足，辦理補償金額申請作業都嫌不足，遑論辦理心理諮商、輔導等業務。再加上補償金額過低、保護對象有限，例如不及於重大暴力犯罪被害人、保護組織層級過低，都亟待解決。
至於《法律扶助法》對於被害人雖亦設有保護規定，但也僅止於訴訟扶助不及其他。換言之，這兩部法律都只注重在被害人經濟上的支援，保護力道明顯不足。所以，就目前改革方向，仍然看不出對安全維護及回復損害的需求有什麼增進。
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雖然包括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支援，但後者的需求比前者更為重要。因此，對於被害人的保護，應跳脫金錢補償的限制與思維，邁向精神損害的填補，但目前改革的方向只在確立被害人訴訟主體的地位，幅度仍然不足，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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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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