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有「微罪不舉」的裁量權，更不該「為了上訴而上訴」，讓人民陷入司法訟累。（圖／視覺中國）
近日報載，有民眾因為拆解鄰居綁在電線杆上，市價僅值「2毛錢」的鐵絲，而遭到鄰居提起竊盜罪的刑事告訴。法院審理後，認為被告並沒有拿走鐵絲，且罹患精神疾病，無法認定具有竊盜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判決無罪。但檢察官不服第一審的無罪判決仍提起上訴，高院審理後也認定被告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因此駁回檢察官上訴而無罪確定。由於該名民眾患有精神疾病，法院指定由法律扶助律師擔任辯護人，也因此必須支付兩個審級合計新台幣「6萬元」的律師費用，司法界人士批評本案的檢察官根本是濫訴！
《刑法》是國家對於犯罪者施予刑罰的依據，但刑罰也將嚴重侵害人民的權利，因此非必要時不應輕易動用刑罰，這是《刑法》所謂的謙抑性跟最後手段性。也因此，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針對該法第376條第1項各款所規定的輕罪案件，如果檢察官參酌《刑法》第57條所列的量刑標準後，認為「不起訴」為適當時，可以做出「不起訴」處分。換句話說，《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賦予檢察官「微罪不舉」的裁量權，對於十分輕微的特定犯罪行為，雖然符合《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但是當檢察官審酌後，認為該案件不起訴被告較為適當時，依法可以做出「不起訴」處分。
前述報載案例中，被拆解的鐵絲僅價值「2毛錢」，且留在原地沒有被拿走，該名民眾患有精神疾病，很可能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有沒有觸犯法律。事實上，檢察官在考量這些情狀後，是可以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微罪不舉」規定，給予「不起訴」處分；雖然提起公訴是檢察官的裁量權，應予尊重，但第一審法院已經判決無罪，檢察官應當審慎思考量是否要提起上訴。特別是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倘若第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提出的證據，不足以說服法院得到有罪的心證，則檢察官在提起上訴時，更應思考有無其他證據可以說服法院。上述案例中，檢察官提起上訴後，並沒有提出其他補強證據，因此第二審判決中也指出，檢察官的上訴只是「重為爭辯」，因此認定上訴無理由而駁回。
在筆者承辦的案件中，也曾經遇過兩位牙醫師被檢察官以涉嫌共同詐領「兩百多元」健保費，而認涉犯偽造文書罪及詐欺罪而提起公訴。該案第一審法院認為，檢察官的證據無法說服法院達到有罪心證，而做出無罪判決；檢察官上訴後，第二審法院也以相同理由駁回上訴而無罪確定。這也是一則類似前述報載的檢察官「濫訴」案件。
然而，筆者也曾經承辦過當事人數千萬元台幣的積蓄遭人詐騙一空，但檢察官偵查後，認為只是單純民事糾紛而將被告「不起訴」的案件，以及民事糾紛中，被告與告訴人已經達成和解，但檢察官未給予「緩起訴」仍然提起公訴的案件。因此，不論是「微罪起訴」後，第一審判決無罪還「上訴到底」的檢察官，還是「重罪不起訴」、「和解仍起訴」的檢察官，筆者都曾經遭遇過，可見我國檢察官對於案件是否「起訴」或「上訴」的標準，莫衷一是。
日前，江惠民檢察總長在討論浩鼎案的會議中曾表示，檢察官不該「為了上訴而上訴」，最後對於前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第一審無罪判決不提起上訴，此項決定值得讚許！檢察官身為公益代表人，應遵守《刑事訴訟法》第2條第1項規定的客觀性義務，不可為了檢察機關的顏面或自身辦案成績的考量，罔顧證據不足仍執意上訴。
此種濫行上訴無異於在「賭」第二審法院的心證可能與第一審法院不同而改判有罪，不僅被告將繼續遭受訟累，影響其家庭、工作等日常生活，甚至還要因此支出更多律師費用，嚴重侵害被告的人權，更讓我國寶貴的司法資源，因為檢察官的濫訴，而浪費在微罪甚至無罪的案件中，有失檢察官身為公益代表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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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然，永然聯合法律事務所所長、永然兩岸法律事務中心創辦人、中華人權協會名譽理事長。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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