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科技大學教授王隆昌，因擔任南港展覽館招標案的評審委員，經最高法院以職務上收受賄賂罪判處有期徒刑7年8月定讞，現已假釋出獄，日前提出再審與非常上訴，以圖洗刷自己的清白。
本案關鍵問題在於，論罪的依據僅憑行賄者前後不一、矛盾百出的單一證詞，這樣的證據取捨是不是太寬？僅憑一個人講的話就可以將人定重罪，是否太誇張了？
刑事證據法學上，要定罪須要有證據，包括被告自白、物證（含書證）與人證（含鑑定），姑且不論物證及鑑定，被告自白要有任意性，不管在警訊、偵訊或審判中，只要承認過犯罪就是自白，就算先承認後來又否認，要採承認或否認是法官的權責，但是不可以僅憑被告唯一自白就論罪，至少還要其他證據來補強。
如果被告未曾自白，那當然要有另外的證據來證明犯罪事實。這個補強證據或獨立證明犯罪的證據，可能就是人證。因為許多犯罪都具有隱密性，例如：性侵害、貪污收賄、買票等，通常只有加害人與被害人知悉，沒有被害人的證詞，案件根本就辦不了。但人的證詞是最不可靠的，所謂「曾參殺人」、 「三人成虎」、「眾口鑠金」、「以訛傳訛」等日常成語，皆在形容人言並不完全可靠，不得盡信。人的陳述往往會因每個人主觀的觀察力、記憶力、陳述能力及性格等因素，影響其陳述內容的真實性，特別是人的記憶，通常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時間愈久，記憶變得愈模糊，其陳述愈不可信。
再者，每個人的品格不同，有人謙沖為懷，有人眦睚必報，造成陳述或誇大，或偏袒，或隱瞞，因而導致陳述內容或其認識的事實，與真相事實並不相符。尤其是人的證詞會受到別人的影響，翻供常有，遭不正取供，亦曾發生。因此，把人的證詞當作證據，先天上就有極大的危險性。而當只用一個人的證詞做為定罪的關鍵，那種危險的程度，只能用「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來形容。
既然以單一證人的證詞來做為定罪的證據勢不可免，那要怎麼樣來分辨真假？司法實務的見解指出：在1.雙方對向行為的犯罪，例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所謂「窩裡反條款」）；2.因自白並供述犯罪之來源及去向者，例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所謂「寬恕條款」）等兩種情形，因有機會獲得減輕或免刑，甚或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為此作出損人利己的陳述。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的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的真實性，就須有補強證據，才能讓一般人認為其陳述確實可信。但補強證據要達到什麼程度，才能讓單一證人的證詞可信，屬於法官證據評價的問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175號、103年度台上字第1256號刑事判決）。
▲王隆昌案論罪依據僅憑行賄者前後不一的單一證詞，僅憑一個人講的話就可以將人定重罪。（圖／翻攝《雲端最前線》）
所以，沒錯！在刑事證據法學上，確實可以憑一個人的證詞就將人定罪，而這個人的證詞可以顛三倒四、前後不一，偏偏法官只採取不利於被告說詞的部分，卻捨棄有利於被告說詞的部分。因此，所有問題的核心，還是回歸到法官對於證據怎麼評價，但因「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前段），法律並無規定證據評價操作的方式，完全委由法官自由認定。因此，荒腔走版的認定結果時有所聞，冤錯假案即可能產生。
但這卻是審判核心範圍，往昔司法實務見解總認為外界對此無從置喙，雖然每個案件發生的原因不同，案情更可能錯綜複雜，要制定法官對於證據評價操作方式的統一規範，除非法律規定只要證人的證詞自我矛盾，或與其他證人所述不符，就不能拿來當證據使用，否則根本不可能，也辦不到。但證詞矛盾或不符就不能當證據使用，那定罪率恐怕微乎其微！所以，誰也不敢去捅這個馬蜂窩。
台灣法官產生的背景類似，加以期別倫理、同儕意見交互影響的結果，對於證據評價通常有一套既定的操作模式，問題在於這套模式已經不被人民信任，變成人民對於司法不信任的主因而形成民怨時，就不能視而不見，須迫切加以改變。
目前司法院已經採取的方式是法官晉級多元化，正要進行的方式是審判模式的改變，只是前者成效不彰，後者遙遙無期，改革步驟緩不濟急。而目前法院的狀況是，法官要辦理的案件多如過江之鯽，但法院對於結案量、結案速度及案件維持率的稽核管考卻最嚴格，未結案件數量太多、結案速度過慢及維持率太差，會影響考評，因此為了好考評，只好快結案；為了讓辦案維持率漂亮，只得以慣行的證據評價模式當作判決的圭臬，在現實的考量下，能有幾人具有衝撞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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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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