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桃園地檢署檢察長彭坤業涉入一起逃漏稅關說疑雲，問題出在其下命令時，是否有依法而行。（圖／記者楊淑媛攝）
前法務部長邱太三涉入一起逃漏稅案的關說疑雲，關於是否有關說，高檢署雖已做出調查報告，但法務部是否會將此案移送檢察官評鑑委員會，尚待後續觀察。但值得檢討的是，目前認罪協商的機制。
在1999年的司改會議，針對刑事司法部分，決定改朝英美法的當事人主義。而英美的刑事司法最重要的特色，就是陪審制度與認罪協商。關於陪審，直至現在，台灣仍在陪審與參審間抉擇，至於認罪協商，則分別於2002年、2003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法中，正式引入。
目前的認罪協商，於偵查階段，就是緩起訴的運用。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1第1項，只要不是屬於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檢察官即可基於公益，訂一到三年的緩起訴期間，並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253條之2第1項，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而其中的履行事項，如向被害人賠償、向國家支付公益金、服義務勞務、自費醫療等，必須得到被告同意，就在實質上，等同是認罪協商。
只是由於此等協商，法律未強制要求有律師在場，在被告與檢察官不對等的情況下，這些法條規定的同意權實等同虛幻。一般平民百姓面對檢察官的要求，恐只有認罪且默默接受之途。
除了緩起訴之外，在《刑事訴訟法》中，還設有協商程序的專編。至於可以進行協商的範圍，與得緩起訴的案件範圍相同，只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2第1項，必須是檢察官起訴後，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檢察官於徵詢被害人之意見後，與被告或其代理人、辯護人，就科刑、緩刑、賠償金額、公益金等等，進行審判外協商。一旦協商完成，再聲請法院為判決，被告也因此喪失上訴的權利。
因此，藉由協商程序確實可以迅速終結案件，也可儘量藉由轉向處遇來避免被告入監服刑，更可使被害人獲得賠償，致達成修復性司法的三贏狀態。只是此等程序，仍是法庭外的協商，且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3，檢察官在聲請法院為協商判決後，有10日的猶豫期間，即被告與檢察官皆有權撤回協商的程序權，就使此等合意，陷入不穩定的狀態。尤其在此等程序，亦未強制律師辯護，則如此的協商到底有多少是基於自由意志，實屬未知，恐又落入叢林法則之中。
以此次關說疑雲的原案件來說，雖然逃漏稅金額高達數億元，但因根據《稅捐稽徵法》第41條，以不正方法逃漏稅者，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仍屬可為協商的案件範疇。而檢察長依據《法院組織法》第64條，即基於檢察一體，要求檢察官進行協商，在形式上，似無任何違法之處，且此類金融犯罪重點在剝奪其利得，若能藉由協商，儘速讓其繳交逃漏稅金額與罰金，避免陷入長期訴訟，似也無可厚非。
但問題是，檢察長在下這些命令時，有無依法而行，甚至在面對眾多案件皆不涉入，卻對某個具體個案下指令，就讓人質疑，到底這個被告或其辯護人，有何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協商程序，既缺乏對等性，又處於不透明的情況下，易成為藏污納垢之處，容易讓人有可乘之機，就應儘速檢討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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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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