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鑑定冠上科學之名，卻仍會有偽科學的因素存在，日本的飯塚事件便是一例。（圖／視覺中國）
日本明仁天皇將於今年4月30日退位，成為日本皇室生前退位的第一人，同時也正式結束平成，進入令和時代。
平成共30年的時間，日本經濟從興盛轉為泡沫，並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衝擊；期間的司法改革，最具代表性者，當是從1999年啟動，並於2009年實施的裁判員制度。而更值得關注者，即是平成年代的冤罪翻案比例徒增，或許與科學鑑定的進步有關，但有一個備受質疑的案件，卻因已執行死刑，令人對科學鑑定有所質疑。
1992年2月，日本福岡縣飯塚市，兩位小學女童行方不明，經警方找尋後，在朝倉市山路的樹林中發現屍體。兩年後，警方逮捕住在小學附近的久間三千年，並被檢察官以殺人罪起訴，就檢方所提出的證據，主要為目擊證詞與DNA鑑定。
就目擊證詞來說，最主要是棄屍地點附近的目擊證人所陳述。但其一開始，僅是以相當不明確與不清楚的描述，曾看到有廂型車在附近出沒，但具體描述汽車顏色與外型，卻是在警察逮捕久間之後，這就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受誘導所為。
任何人不可能對犯罪有所預知，對於一閃而過的車輛，既不可能馬上知道這輛車載有屍體，更不可能會仔細觀察與記下車輛外觀。而且人的記憶力必然是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流失，一開始不清楚，卻在之後出現越來越明確的描述，明顯就是受到外部的干擾與污染，能有多少可信度，顯然該打個大問號。
其次，就DNA鑑定，主要是從兩位被害者的陰道採集到行為人的體液，並以MCT118的檢測方式鑑定。由於當時的DNA鑑定，尚無法對23對的染色體進行比對，最多只能取16對來比對，自然有其不準確性。日本科學警察研究所最終做出被害人殘留的體液與被告的DNA不相矛盾的結論，如此的結果，與我國鑑定報告常出現的不排除與被告同一，有異曲同工之處，也讓人懷疑所謂科學證據的科學性，到底在哪裡？
在如此薄弱的證據下，久間最終仍於2006年被判死刑確定，義務律師團雖不斷聲請再審，卻屢屢被駁回。尤其在相類似且發生時間點也相近的足利事件，以新的DNA鑑定技術為新證據聲請再審，而於2008年3月終於開啟再審，讓律師團頓時充滿信心。但久間卻在當年10月被執行死刑，足利事件則於2010年3月無罪確定，結局截然不同。
綜觀飯塚事件，幾乎是所有冤罪原因的總結，即記憶與陳述不清的目擊者，在警察的誘導下，緊咬被告。至於DNA鑑定，雖被冠上科學之名，卻可能隱藏偽科學的因素。因對於DNA是否與被告同一，準確率雖比血液鑑定高，但以當時技術的不純熟，無法百分之百肯定，但在鑑定者皆屬公機關，有意、無意間傾向於檢察官之下，竟以相當模糊且讓人易產生誤解的用語為結論，再加以審判者的有罪推定，久間被推上斷頭台，似乎也不能說是意外。
也因此，與日本的鑑定制度有著極為相近結構的台灣，到底從過去到現在，有多少是被所謂精準無誤的證詞，或以科學證據之名而遭判有罪的案件，肯定得一一加以檢討與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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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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