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慈濟醫院器官移植協調師余翠翠。（圖／記者張方瑀攝）
記者張方瑀、黃君瀚、鄺郁庭／專題報導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4個階段，而在生死關頭，有人選擇竭盡全力救回最後一口氣，也有人選擇捐出身體的一部分。對於器官捐贈者與受贈者的家人來說，一個是失去親人的悲痛，另一方則是親人擁抱新生命的喜悅，這兩者之間，又靠著器官移植協調師將它毫無差錯的串起，面對破碎與圓滿的家庭，內心的壓力也無法言喻。
年僅21歲的柯菲比，在國中二年級確診惡性骨肉瘤，國三復發導致右臂截肢，但她仍積極參與公益活動。2018年初，發現癌細胞已佔據心臟，周邊血管也被癌細胞塞滿，即便動了心臟大手術，仍追不上癌細胞侵蝕速度，在去年3月離世。她的父母選擇完成菲比遺願，替她捐出一對眼角膜，回憶起菲比最後的那段日子，菲比的媽媽張瓊午還是忍不住落淚表示，「她就是一個熱愛幫助別人的孩子。」
在癌症復發的那段日子，菲比自認日子已經不多，她開始交代離開之後的事，當時她就跟主治醫生說，「我要捐贈我的器官跟身體給醫學研究。」張瓊午當時認為，菲比還有可能痊癒，不希望提到死，覺得講器官捐贈都還太早了，不過菲比還是自己簽下了同意書。
▲柯菲比曾獲得教育部第一屆「高中教育特教優質達人活動」。（圖／教育部提供）
據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2019年的統計，截至4月20日有9702名正在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但成功接受移植的僅有282人。台北慈濟醫院器官移植協調師余翠翠說，「有不少病人簽了器捐卡，家屬還是拒絕捐贈。」在臨床的個案與院方的角度，都希望能夠讓器捐這件事圓滿，絕對要尊重家屬的想法，「因為他們就是捨不得。」
不論是捨不得病患再挨刀，或者是傳統「死要全屍」的信仰，這都是讓家人不同意器官捐贈的因素，儘管基於醫院移植團隊的立場，會讓社工再持續與家人接觸，余翠翠也坦言，對醫院來說，移植是一時的，但若家屬缺乏支持系統，捐贈的美意就會變成一輩子的傷害，很多不了解器捐的親友就會開始責怪說，「沒有眼角膜以後就看不到路了」、「你就是要錢嘛！」、「你怎麼這麼殘忍，小孩都死了你還讓他死無全屍」之類的，這對已經失去親人的家屬來說都是很嚴重的傷害。
張瓊午坦言，其實並不是反對把菲比的器官捐出，而是真的捨不得，不想要她這麼快就談到死亡。尤其菲比原本想連同大體一併捐出，讓她不禁趁著菲比還清醒時告訴她，「大體捐贈要2年後才會將遺體歸還家屬，媽媽真的沒辦法接受。」張瓊午說，現在覺得菲比的選擇真的很有智慧，「捐贈能讓生命延續，而且我們的靈魂是永恆的，當呼吸停止，身體就會腐爛，若是能讓有形的身體幫助別人，這是很有意義的、很有價值的。」
而對於器捐小組來說，最害怕的就是被貼上「禿鷹」的標籤，他們從未將器官捐贈的協調過程稱作「說服」，余翠翠認為，這是提供給家屬另一個選擇，「醫療不是絕對，也不是非黑即白，因為有很多家屬不知道有這樣的選擇，所以我們必須做這件事，相對來說，我們也尊重所有選擇。」
余翠翠說，與時間賽跑也是器官移植協調師最大的壓力來源之一，例如病人撤管後到血壓低於50至60以下的時間超過2小時，腎臟就無法捐出，所以最急迫的情況就是同時有1、2個捐贈者出現，然後不僅線上有捐贈者、要通知受贈者、還要掌握住開刀房、檢驗科與開刀團隊，這都再再考驗著協調師對整個流程的理解程度。
不過，即便大家都知道器官移植的配對成功機率很低，有些人終其一生沒有排到適合的器官，但也有人對移植有所顧慮，余翠翠就曾遇到個案考慮了將近1年才決定登記，「對病患來說只要開刀就是風險，我們必須要把所有選項、流程說明清楚。」有些人在移植完後，反而出現合併症，改變了他原有的生活習慣。
以換腎來說，早就適應兩天跑一次醫院，但移植後出現的感染、免疫力下降，反而會造成他短期內很大的心理負擔。移植後的病人會開始感到焦慮、謹慎，「我可以騎車嗎？」、「我可以去買菜嗎？」、「我可以出國玩嗎？」余翠翠認為，每個臟器都有每個臟器困難的地方，醫院能做的就是陪他走過過渡期、建立信心，慢慢給他能量恢復生活。
「捐贈者家屬從痛苦掙扎到變成志工，受贈者從一個人變兩個人到組成家庭，這都是我們所支撐下去的力量」，余翠翠認為，早期可能無感，但現在普遍來說都是小家庭，任何一個人倒下去，對人力、金錢都會造成很大的負擔，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所消耗的是一個個家庭的能量，「有能力做就去做，這是支持我們做下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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