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者大熊與小康說，希望未來有天能看到社會有更多一點的友善。（圖／記者詹雅婷攝，照片經變色處理）
記者詹雅婷、楊絡懸、張嘉晏／專題報導
台灣現今愛滋資源與醫療技術大幅進步，但汙名化標籤仍未完全去除，讓多數感染者在求醫、進入職場或和親朋好友聊天時，選擇隱藏自己的「新身分」。感染者大熊（化名）坦言，社會不友善的態度相當直接，也曾被身邊朋友惡意散播消息攻擊，使得他的想法逐漸變得憤世嫉俗，拿電影角色來比喻，就好像是從X教授變成萬磁王，「期盼未來環境能有更多一點友善，讓愛滋回歸一般疾病，每個疾病都要一視同仁看待。」
走過感染HIV已18個年頭的大熊透露，起初是在當兵新訓體檢得知篩檢結果，憶起多年前的那一刻，他坦言當時腦袋是一片混亂、閃過很多念頭，最後由軍中長官協助轉告消息給家人。
事實上，愛滋與台灣社會共存已30多年，疾管署統計資料顯示，自1984年至今年3月31日止，我國愛滋感染者人數為3萬8439人，而其中1萬8190人為出現愛滋相關症狀或CD4淋巴球低於200顆的發病人數。但愛滋負面標籤迄今仍深深烙印在感染者身上，根據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17年《台灣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訪談842名感染者的結果，大多數的愛滋汙名仍與相關知識教育不足有關，包括「人們不了解愛滋傳染途徑，害怕透過日常接觸被傳染」、「人們害怕被傳染愛滋病毒」、「人們認為感染愛滋病毒是可恥的，不應該和我來往」。
▼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HIV議題上提供教育和諮商資源。（圖／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提供）
要求感染者曝光 猶如勞資對立
「大家比較需要的是平等對待」，大熊挺過當年藥物副作用還很高的年代，一路走來穩定按時服藥，但他的內心有著滿腔無奈，因為他認為，當「外面的人」或政府希望、要求甚至用法律約束感染者行告知義務時，受到最大傷害的人很有可能是感染者本身，真的有能力本事站出來喊話的人並不多。
此外，大多數感染者害怕曝光的原因，與職場工作也有極大關係。大熊提到，感染者所擔心的部分，在於曝光後能否在業界繼續生存下去，而這個情況就像是勞工站出來申訴老闆後，內心害怕工作可能會不保，「如果我付出了善意，但卻得到惡意回報，那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如果我們社會如此不友善，為什麼我要用善意來回應？」
從擔心到篩檢 掙扎5年以上的族群超過50%
再者，當處在「不友善」環境裡時，自覺應該要去做篩檢的這群人也會陷入掙扎，根據大熊的說法，愛滋汙名讓部分的人不敢面對就醫這件事情。
此一觀點也得到數據證實。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秘書長林宜慧坦言，依據《台灣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數據來分析，「從（感染者）第一次覺得自己需要去檢查有沒有感染愛滋，到真的去檢查，中間隔了多長一段時間，也就是我說的掙扎期，（結果）這段期間超過5年以上的比率超過一半。」
根據疾管署的說法，在聯合國愛滋病執行署（UNAIDS）訂下2020年要達到「90-90-90」的目標中，台灣估計已達「84-88-94」的成績，也就是有84%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88%已知感染者接受治療、94%治療者測不到病毒。林宜慧指出，要提升第一部分「84」這一塊的成績表現，就要做愛滋去汙名這件事，「因為這群正在掙扎的人，他們所承受的壓力就是汙名。」
▼ 感染者直言，愛滋汙名讓部分的人不敢面對就醫。（示意圖／取自免費圖庫Pixabay，與本文當事人無關）
篩檢過後…能否接住感染者 醫療端一大考驗
大熊提到，現行醫療就能有效控制愛滋病情，目前最重要的是能否把汙名去除，讓愛滋回歸一般疾病，且每個疾病都要一視同仁看待，不該把道德或對性的恐懼都加諸在上頭，而醫療端實施篩檢後，能否接住感染者也是一大重點，「篩檢單位有沒有夠友善或擁有足夠資源人力，來協助感染者進入下一步的醫療程序，不僅僅只是告知『你陽性，要去看醫生』。」
另名感染者小康（化名）解釋，若感染者能在得知篩檢結果的那一刻，同時接收到該怎麼告知家人、會遇到何種狀況，以及在經濟、保險、醫療方面的影響等訊息，相信對感染者有很大的幫助，相對也能提高感染者就醫意願。
回歸「友善」2字，大熊和小康都認為，當整個社會都表現出不友善時，友善醫療院所及單位是道為感染者開啟的友善大門，但也希望政府單位能夠看見感染者權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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