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觸法或瀕臨觸法危險的孩子，司法與行政部門應共同維護適於兒少健全自我成長的環境，讓他們安心長大。（圖／視覺中國）
在行政部門的不同意見聲浪中，《少年事件處理法》（以下簡稱《少事法》）在李麗芬、段宜康、周春米、鍾孔炤、尤美女、劉世芳、吳玉琴、管碧玲、洪慈庸、鄭運鵬等立法委員堅守下，於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完成審查，5月31日更在院會順利完成三讀。其中最讓人掛心的觸法兒童及虞犯少年，幾經折衝與協調，終獲得相當幅度的修正與變革。
觸法兒童部分，不再適用《少事法》規定處理，於新修法公布一年、行政部門做好接手措施後，改由教育、社福系統主責，以輔導替代司法處遇，以行政資源挹注兒童家庭，以健全家庭功能、教育輔導方式協助這些小朋友。
虞犯少年部分，首先，去除虞「犯」的標籤，改稱為「曝險少年」（Risk Exposure Teenage），以少年曝露於觸法邊緣危險程度，以及如何維護其健全成長權為評估重點；其次，縮減列管行為態樣，從舊有7款刪修，剩餘「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等3款，大法官第664號解釋案關注的逃學、逃家行為，自此不再被視為「犯」行。
最後，引入「行政先行」機制，為讓行政部門準備配套措施，設定日出條款，須再等四年多，民國112年7月1日起由少年輔導委員會結合福利、教育、心理等資源，先行對曝險少年輔導；另為避免行政輔導無效繼續曝險，再設計行政請求法院介入處理的「後送司法制度」，透過先行政後司法的結合，跨部門協力輔導曝險少年。
這次《少事法》修正算是還給孩子們公道，正視他們在成長過程面臨的社會風險，以社區、行政資源補齊漏洞；立法委員透過修法告訴司法及行政部門一件事，不論是觸犯法律或瀕臨觸法而身處危險的孩子，都是台灣的珍寶，各部門應不分彼此，共同維護適於兒少健全自我成長的環境，讓他們安心長大。
過往，當孩子有觸法或虞犯行為時，行政部門多認無需介入提供協助，導致欠缺全程面對這類型孩子的工作經驗，故當修法會議結束後，我便接到幾位社工、少年輔導委員會朋友焦慮詢問修法細節的電話，擔憂之情，溢於言表。
他們的擔心與部分網友指稱黑道將吸收、利用兒童犯罪等情緒留言不同，由於社工朋友多少都有與這些孩子打交道的經驗，深知孩子們會觸法或處在觸法邊緣，多半肇因於功能不全的家庭、家長或學校，即便是結構完整的家庭，家長的養育管教方式，也可能造成孩子的叛逆與抗拒。
小小孩會以哭泣、鬧脾氣來表達他的反彈與不滿，大一點的孩子會以暫時跑開或放空來躲避，隨著年齡增長，行動能力及自主意識越來越強，在外逗留時，渾然天成的生存能力便開始發揮，他會熟悉環境，透過交友來經營人脈關係，他會觀察仿效他人行為，藉由親身力行，再從失敗中調整，就像人工智慧般，他會快速學習進化，最終定型。這過程若接觸的都是犯罪或不良人士，如《星際大戰》中代表黑暗面的「西斯大帝」般，倘若沒有任何正向人士介入協助、扭轉引導，那麼孩子最終會被引誘進入黑暗的原力世界，而難回頭。
因為深知這個循環定律，社工朋友擔心在沒有司法強制力下，這些非志願個案連理都不會理他們。當追不到孩子時，怎麼提供服務與輔導？更遑論要如何把他們從黑暗邊緣拉回光明世界。
對於社工朋友們的憂慮，我的建議是：及早介入、長期陪伴。
面對新修法，行政部門不該再以切割式的角度去設計配套，不能簡單的將觸法兒童切給教育、曝險少年切給少年輔導委員會，而是通盤檢視散落於各行政系統的兒少、家庭服務方案，將性質雷同者整合，設計出連貫性的家庭處遇及個案管理機制，當家庭、孩子有初期行為徵兆時，就該關注；一旦介入，就不要輕易結案，必須陪伴於家庭與孩子身邊，建立信任關係，並因應各種變化導入適切資源，提供各式服務，直到家庭長出自處應變的能力，才可以退場。而這個過程中，各部門須協力合作，即便後送司法時，兩者仍須持續進行。
其次，為了傳承經驗，也建議台北、新北、桃園、台中、高雄等輔導人力較寬裕的少年輔導委員會主動洽接法院，利用《少事法》第50條第4項、第51條第3項交適當之人或團體協助執行處分的規定，在少年保護官指導下，參與輔導司法少年的工作，藉此認識孩子樣態、吸收保護官工作經驗，以作為未來制度規劃的參考。
民國86年《少事法》修正已朝向保護優先主義，揭示保障少年健全成長的目標；此次修法，更以《兒童權利公約》為基礎，使國家對兒少的特別保護義務，再邁進一步。面對此一新局勢，司法、行政部門應通力合作，完善轉銜，不漏接每個孩子的未來，就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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