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出境法制化卻仍嫌不足，例如限制出境因涉及自由權的限制，依據憲法第8條規定，應僅能由法官為之。（圖／視覺中國CFP）
司法實務所常使用的限制出境，一向被質疑無法律依據（參考筆者著：吳景欽／【限制出境法制化】有犯罪嫌疑，先限制出境再說？），立法院終於在5月底於《刑事訴訟法》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一章，以回應各界的批判。只是如此的法制化，雖值得讚揚，卻仍有不足之處。
司法實務向來認為，限制出境乃屬於限制住居的一種方式，只是惟限制住居僅是消極限制被告必須居住於一定處所，並無積極限制移往他處之自由。而關於限制出境，則涉及移往他國權利之限制，顯然與限制住居所要規範者有不同之面向。故立法者將限制出境明文化，實為符合憲法法律保留原則之必然。
只是根據新增法條，即《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１第1項，「得為限制出境者，除法官外，還包括檢察官」。由於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權，故根據憲法第8條，對於此等自由權的限制，僅能由法官為之，即法官保留原則，故賦予檢察官此等權限，實就有違反憲法之虞。
其次，同樣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１第1項，「只要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除為專科拘役或罰金之罪外，檢察官或法官就可逕行為限制出境」。由於在偵查中，所有犯罪事實尚在找尋階段，逕行為限制出境，理應是最後手段；也就是說，必是在訊問被告後，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或湮滅證據之虞，才來決定是否要限制出境。但新增法條將逕行限制出境列在此章第一條下，就讓人有「逕行限制出境是最優先而非最後手段」之感，致與過往，僅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
更糟的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1第３項，關於限制出境的書面，竟規定在6個月內通知。如此長的期間，恐會使被限制出境者，於出國境時才得知，致又與現狀無太大差異。
此外，對於限制出境期間，於《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雖有詳細的明文，但根據此條文第2項後段，對於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超過五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超過十年。如此長的期間，雖是為配合我國審判時間漫長所設，卻可能嚴重違反比例原則。而且根據《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5項，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審判中之限制出境期間，累計不得超過八年，這明顯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同，將來到底該如何適用？
總之，對於法治國家的要求，不能僅是求有為滿足，還應該更進一步的將程序精密化，以深化人權保障。若果如此，對於限制出境於《刑事訴訟法》的增加，就不是結束，而只是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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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法稅改革聯盟發起人及超徵還財於民公投提案領銜人。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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