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犯罪行為若非知情者揭弊，想破案多有困難。如何落實吹哨者身分的保密，是吹哨制度成功的關鍵。（圖／視覺中國）
多數的犯罪行為都具有隱密的特性，若非知情者揭弊，想破案多有困難。但揭弊者經常已是醬缸文化的一環，也是共犯者，揭弊後恐將面臨被人報復或遭公司裁員，因此，若無一套鼓勵揭弊的特別措施，只期待個人憑良心去揭弊，恐怕是不可能的。
為此，各國對於政府或組織內部不法行為的揭弊，都設有吹哨者保護機制，例如美國的《揭弊者保護法》（Whistleblower Protection Act）、英國的《公益揭露法》（Public Interest Disclosure Act），以及日本的《公益通報者保護法》等。我國目前尚無完整的揭弊保護機制，只在不同的法令，諸如《證人保護法》、《證券交易法》、《勞動基準法》中規定，不僅規範過於零散，同時對於揭弊者保護程度亦顯然不足。
以《證人保護法》為例，僅適用於刑事案件，不能豁免行政責任，所以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公務員戴立紳揭露主管貪瀆，刑事換得免刑，但因《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過於僵化，導致其被免職，到現在還沒有工作。其他相關法規對於揭弊者身分及工作的保障，也都付之闕如，像永豐金控財務長張晉源揭露鼎興牙醫器材詐貸案、三寶建設等超貸案，因身分曝光，一夕之間被董事會拔除所有公司職務；副總經理王幗英揭露輝山乳業超貸案，除了被無預警開除，還被提起民刑訴訟，兩年多來更接獲數十封公司寄發的存證信函，以報復其揭弊行為。
如果揭弊者要承受這麼多不利，那麼揭弊一事勢必成為空談。因此，鼓勵揭弊必須有一套保護揭弊者及豁免責任的機制，讓這些深陷其中的人在利弊權衡後，願意出面揭弊，否則只會讓人選擇隨波逐流。
對於吹哨者保護最少要有「身分要保密」、「人身安全要保障」與「經濟生活要保全」，確保揭弊者免於遭致不利益後果。最後是鼓勵揭弊的特別措施，最常見的是給予揭弊者特定檢舉獎金，以及減輕或免除刑事責任，藉以提高揭弊的誘因。但從過往例子可見，當揭弊者的真實身分被揭穿，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心理或物理上的報復。
行政院剛通過的《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規定，若揭弊者也是共犯，或吹哨後有安全之虞，可準用《證人保護法》，並擴及家人、配偶等生活密切之人。但就《證人保護法》的實務經驗顯示，在刑事司法程序進行中，為顧及被告的程序權保障，例如閱卷權、出庭詰問權等，反而常使揭弊者的身分曝光。因此，如何落實吹哨者身分的保密，是吹哨制度成功的關鍵。吹哨者的身分無法保密，人身安全即無法獲得保障，經濟生活也無法獲得保全，再高的檢舉獎金也創造不出揭弊的誘因。
以往揭弊制度常被人詬病的原因，在於一旦揭弊身分曝露，揭弊者常被降調、減薪、解職、懲處等不當對待，《揭弊者保護法》草案規定，當有此情形可依法請求回復賠償，還可請求精神慰撫金、訴訟律師費、待業補償金等。可是雇主一旦作出上述處置，揭弊者經濟生活即陷於困窘，卻還要面對企業組織的龐大壓力，以及漫漫的訴訟長路，若無進一步的經濟補助，恐怕很少有人可以堅持到最後。
草案即便對私人企業訂有「好聚好散」條款，即揭弊者與雇主可合意終止勞務契約，雇主需支付3個月至1年不等的待業補償。然而，傳統的組織文化都將揭弊者視為「抓耙子」，而不是社會良知，也常認為揭弊是「窩裡反」，是利益分配不均，揭弊者鮮少能獲得他人喝采，多數會遭到組織內部不合理的待遇。例如當時出面檢舉立法院前秘書長林錫山的基層公務員，事後不僅被調單位，考績更是連續三年乙等。對於揭弊，如果企業文化不變，恐怕更多人只會選擇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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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文章，東大國際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曾任法官，國立中正大學法學博士。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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