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宗逸 圖／本報資料照／路透社
美中貿易戰現正進入冷冽的「寒戰」階段，雙方互不相讓，美國對華關係也呈現變化莫測的敵對態勢，至於美國曾經的盟友們，如今則是各自在不同考量中，或被動或主動、程度或多或少地參與美國行列，對中國大陸進行從軍事到政治、經濟的圍堵。這些盟友中，有一個曾經被世人認為是美國「最緊密戰友」的國家，如今卻已暗中脫離隊伍，表面上與美國站在一起，檯面下與中國大陸互通往來且毫不避諱。這個國家叫日本，而主導脫離美國懷抱戰略的人，則是安倍晉三。
從表面上看，安倍晉三絕對是個「反中」的樣板人物。安倍晉三2006年首度擔任首相，時間雖不足一年，卻開始發展他的親密戰友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與繁榮之弧」（Arc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圍堵政策，將中國大陸視為後冷戰時期的日本最大假想敵。2012年在赴台受李登輝啟發學習後，再度擔任首相，與麻生太郎等自民黨內派閥家族勢力等，盡全力配合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推動圍堵中國政策，將防衛廳（協調用）改為防衛省（可制定政策），任用極右翼政客擔任防衛相，與美國提高演習密度、針對北韓進行大規模軍演，以及針對釣魚台海域進行毫不退讓的「離島奪還」強度演習，並將兩棲作戰部隊「西普連」增強為「海陸機動團」，成為日本在二戰後的第一支「海軍陸戰隊」。
安倍晉三的政治理念，除了來自自民黨派閥世家的身家教養外，他還是「李登輝學校」的「第一名畢業生」，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相同，都暱稱李登輝為「多桑」（父親）。這種來自傳統日本精神、唯心武士道的氣質，都讓人覺得安倍晉三將會是美國對抗中國大陸的前線戰士。令人意外的是，就在中美貿易戰烽火連天，美國最需要日本支援的時刻，日本卻開始脫離美國，採取獨立外交判斷。分析認為，安倍此舉也是為了日本民間企業財閥龐大的全球經濟利益，在經濟上禁不起和中國大陸全面「開戰」，甚至在某些「一帶一路」利益線上，日企還巴望著能拿到一些好處。這是安倍晉三多次親自赴中國大陸，和緩中日關係的主因。而中國大陸則回報以讓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驅逐艦，能掛上「旭日軍旗」參加青島海上閱兵。
日本的這個「脫離美國、獨立自主」的精神，在外交政治界上，被稱為是「安倍主義」。
從「吉田主義」到「安倍主義」
事實上，「安倍主義」從安倍第一次就任首相期間，就已開始發展，之後雖歷經福田康夫、麻生太郎等人的延續和演變（「自由與繁榮之弧」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核心精神），直到自民黨再度成為實力巨大的執政黨後，「安倍主義」延伸10年來，最大的變化，主要彰顯在日本自衛隊一變再變的防衛大綱中。
日本自衛隊成立於1954年，一直受美國高壓管制，比南韓的國軍部隊更屈從於美國。從1976年，自衛隊才開始「有權力」提出「防衛大綱」。此時期被稱為「吉田主義」時代。日本戰後首相吉田茂，在亂局中接手日本政務，卻要對付美國盟軍總部（GHQ）的戰後體制統治，吉田茂用盡個人政治生命與外交家的手段，將日本的權力一點一滴收割回來，故稱為「吉田主義」時代。而生長在「吉田主義」時代的自衛隊，唯一任務就是「幫助美軍在西太平洋看管蘇聯潛艇部隊」。
在吉田茂之後，也不是沒有日本首相想要開拓新局面。1982年就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或許受到了1970年自殺的三島由紀夫的「憂國論」影響，認為日本不能再讓美國予取予求。中曾根康弘不僅改造自衛隊，也改造日本教育與文化，期待日本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但由於冷戰持續，日本承受到美國極大的壓迫，以及美國政府傳統「疑日」的外交思想（日本是至今唯一曾經攻擊美國本土的國家），故美國在軍事上極端壓抑日本，除了防衛預算不能超過當年GDP的1%屋頂外，還壓迫日本採購美國昂貴的武器裝備，例如1970年代田中角榮首相時代的「洛克希德」佣金弊案，就是美國施壓要日本就範、不得發展自主國防的表現。而中曾根康弘任內的「F-2戰機案」也如此，日本被迫付出龐大代價，向美國購買日本已經擁有、甚至更先進的技術。這段受到美國壓迫、日本不斷尋求出路的時代，長達半個多世紀，是「吉田主義」時代的表徵。然而值得關注的是，整個「吉田主義」時代，日本自衛隊的假想敵，中國大陸一直不包括在內。
到了「安倍主義」展開後，日本自衛隊開始緩慢但巨大的改變。原本僅具備「基礎防衛力」的自衛隊，將戰略轉為2010年的「動態防衛力」（必要防衛力），2015年的防衛大綱又轉變為「統合動態防衛力」，再到2018年的「多領域統合防衛力」。白話地說，就是從「守勢防禦」演變為「攻擊性防禦」，並將恐怖主義和中國大陸納入假想敵名單內，是「安倍主義」對自衛隊轉變的基本影響之一。
2015年4月29日，安倍晉三成為二戰後第一位至美國國會演講的日本首相。當時歐巴馬政府正執行「重返亞洲」（Pivot-to-Asia）戰略，日本成為這個戰略下最重要的夥伴，美國刻意讓安倍赴國會演說，展現其歷史觀，被當時的國際政治圈形容為：「吉田茂首相在二戰後，經過與美國的細緻鬥爭，才勉強讓日本留下皮相。而安倍晉三，則是繼吉田茂後，讓日本的皮相添上骨血的最重要政治家。」從此之後，日本已擺脫了那個自衛隊「即使遇到攻擊，也不可任意出擊」的屈辱處境，朝向「正常國家國軍」發展。
2018年，最新防衛大綱開頭改成：「自主保衛和平與安全，是日本作為獨立國家的基本責任。」可看出「安倍主義」的極致展現。「安倍主義」將「美日安保」、「美日同盟」的重要性往後挪。昔日，攸關日本國脈、安全生計的「美日安保同盟」，已不再是日本自衛隊最重要的戰略指導原則。
川普迫「安倍主義」再調整
而在「美日同盟」之上的重要戰略指導原則，還包括要自衛隊「正視安全環境嚴峻與不確定性」。美國在川普（Donald Trump）時代來臨之後，因為川普執政隨意、喜怒無常的國際賽局棋手性格，日美關係已不再像以往具備官僚性穩定，故所謂「安全環境的不確定性」指的是美國。日本的這個憂慮，在歐洲北約盟國中也普遍存在，如德國在華為風暴中，不斷發出與美國不同的看法。以及法、德擬合力開發下一代主要武力（戰機、坦克），不再買單美國武器。
相反的，「嚴峻性」則指的是中國大陸。此因中國大陸國力急速上升，在爭議海域和近接島嶼周邊，都和日本有利益衝突，潛藏危機，甚至台灣海峽都很容易牽連到日本。自衛隊除了必須理解、準備應付這些危機外，還須有靈活的戰略，來處理此「嚴峻性」安全問題。
所以，從2015年開始，安倍主義從傳統的「自由與繁榮之弧」圍堵戰略中掙脫，轉變成為「因為美國金融危機與中國大陸崛起的因素，引發日本的戰略憂慮」。在這個變化下，防衛大綱中規定，日本必須在同盟國中，擴大日本的「作用、使命與能力」的範圍。也就是說，日本必須獨自承擔更大責任，也必須更加獨立判斷戰略態勢。「中美國力相對消長下，必須逐漸為強化國家安全，付出必要的代價，例如基礎和必要防衛力，且必須要加快美日同盟的轉型與擴散，作為主要的避險戰略。」日本不再堅持唯一的「圍堵」戰略，反而要強化「美日同盟的轉型」，靈活其「避險」戰略。
2018年的防衛大綱，歸納出七大威脅作為結論。最重要的威脅，也就是「安倍主義」修正的重心，即「國際權力平衡急速改變的嚴峻與不確定性」。總體而論，安倍主義從安倍首任起的一連串改變，不僅轉換了日本自衛隊角色，從「唯美是從」的「美軍附庸部隊」，轉型為一支獨立的國家軍隊。而安倍晉三寄望在2019年底的日本地方大選之際，同時通過修憲公投，而後在2020年東京奧運前完成修憲工程，其歷史定位完成後，讓自衛隊因修憲而成為一支名副其實的「日本國軍」。
從日本現今的國家戰略從「圍堵」改為「避險」、慢慢脫離「唯美是從」主義的陰影，走出自己獨立的外交與防衛戰略。台灣應從其中獲得啟示。當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後，台灣是全球「最積極」彰顯自己是「印太戰略中心主角」的小小一隅，並自認為是「民主燈塔」，能夠「照亮印太地區」。而最初提出「圍堵」戰略的日本政府，則早就拋棄了過時的理論，並根據國際現勢、區域的不穩定性以及美國的不可信任性，轉向「避險」戰略。「避險」之意就是「不任意樹敵」，能夠「避開風險」就不要放棄任何機會，能談就談、能讓則讓，務求雙方圓滿和平。這也是「令和」年代、所謂「和平」的新意，就是「避開危險」。
和日本的「避險」策略相比，台灣近年卻走上了一條片面仰賴美國、充滿風險的道路。因為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地緣原因，台灣要和美國搞好關係，並沒有錯，但在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同時，卻可能和實力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陷入敵對僵局，這就和台灣所需要的「避險」精神背道而馳，必然會面臨來自大陸的巨大壓力。對日本來說，在安倍政府的「避險」指針下，為了不惹惱中國大陸，對台灣也很難提供實質幫助。蔡政府想方設法要和日本官方進行「安保對話」，得到冷淡回應，其理可證，因為一個「親美抗中」台灣，和採取「避險」戰略的日本，有著戰略方向上的差異。
和日本相比，台灣無論在軍事、經濟、科技，還是安全力量的各個維度，都要低了不止一個量級。此外，中日間除了釣魚台爭議，並沒有其他主權爭端。雖然如此，面對中國崛起和川普的高度不確定性，安倍政府還是修正了歐巴馬時代追隨美國的策略，開始在中美之間採取未雨綢繆的「避險」措施，修改了防衛大綱。而實力遠遜於日本、又一直和大陸存在交叉性主權訴求的台灣來說，除了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該怎麼做，難道不該有所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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