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懲會7月2日公開審理管中閔的違法兼職懲戒案，此類社會重大矚目案件應開放法庭直播，讓司法更公開透明。（圖／記者屠惠剛攝）
監察院認定台大校長管中閔在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經建會與國發會主委期間，多次匿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每年獲取約65萬元稿費，屬於違法兼職，目前已通過彈劾，送公懲會審理。公懲會於7月2日開第一次準備程序庭，破例主動採取「公開審理」，釋出60個旁聽席次，供民眾申請。
雖有論者將此事指為政治鬥爭，並引《公務員懲戒法》規定，認為公務員懲戒案件的審理，原則上都應該閉門審理，此次公懲會採取公開審理，可能別有居心。然而，在民主法治國家中，法院審理案件應以公開審理為原則，不公開審理才是例外！
法院為何應以公開審理為原則？
司法權具有定紛止爭、節制行政濫權及保障人民利益等，所以審判採取公開審理，允許人民自由聆聽訴訟案件進行，可加強審判公信力、提升司法信賴度、防範審判人員舞弊、增進民眾法律智識等效用。但在部分案件中（例如性侵案件、營業秘密事件等），為了保障特定當事人或特定機密，才可以採取不公開審理。
而這條採取公開或不公開的界線，即是公益與私益兩相權衡後的結果。依照這個脈絡，《公務員懲戒法》第44條規定的公務員懲戒以不公開審理為原則，立法者雖在立法理由中交代是為了「保障公務員名譽及國家機密」，但前者中，公務員的名譽是否一定高於一般人的名譽，仍待商榷；後者，也可以由法院具體依個案特質決定是否不公開，所以公務員懲戒案件，仍應以公開審理為原則，始符合民主國家的要求。
此次公懲會裁定公開審理管中閔案，應值得讚賞，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去年才在司改國是會議決議通過的法庭直播，似乎已被遺忘。
公開審理不夠嗎？為何還要法庭直播？
前大法官許玉秀曾多次公開發表支持法庭直播，並稱「公開透明，已經是民主社會的不歸路」，言之鑿鑿。新聞自由向來是判斷國家民主程度的重要指標，因為有了媒體作為人民眼、耳的延伸，人民自能更積極有效的參與政治、關心政治，以及監督政治。在這個人民參與的環節中，審判當然不能獨外。
隨著科技推演，法庭直播已經不具備技術上的障礙，此由大法官召開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的死刑辯論，均曾以直播方式審理即可證明。有疑義的是，法庭直播到底會不會一面帶來「滿足言論自由、監督法院、加強司法公信及法治教育」這些優點，卻又一面帶來可怕的危害？
有論者指出，法庭直播會傷害當事人名譽、侵害當事人隱私或違反無罪推定等，例如南港小模姦殺案中曾被冤枉的梁女，如果當時採取法庭直播，梁女可能會在未判決前先接受全民公審，嚴重侵害梁女利益等等。然而，以該案為例，性侵案件本身就是不能公開審理的案件，恰好可以說明法庭直播在特殊案件中應該如何退讓。再者，南港小模姦殺案中的梁女，其實正是無罪推定重要性的適當教材，相信許多鍵盤法官在經歷本案後，應該更能理解，為什麼律師總要站在那些「看起來很可惡」的被告前，吶喊著：「請堅守無罪推定！」
法庭直播，有其優點也有缺點，所以筆者並非贊同將任何案件，不問輕重、不管大小的一律直播審理。但至少在社會矚目的重大案件，或是當案件的公益性已遠遠大於當事人的個人利益時，採取直播式審理，有其必要性。
今日社會，一個重大案件在媒體有限篇幅的報導下，民眾所能見到的往往只有冰山一角，而鍵盤法官們動輒以這片面的認識，將法官指為恐龍，降低司法的公信力。試想一下，如果這類案件採取法庭直播，讓人民參與審判，並見到案件的全貌，那麼法院的判決還能這麼輕易地被濃縮成罪名與量刑而已嗎？
又以筆者的經驗為例：直到開庭才第一次看卷的法官，有之；對當事人動輒嘻笑怒罵的法官，有之；每次開庭台詞不超過三句話（詳如起訴書所載、請依法審理、請從重量刑）的公訴檢察官，有之；自創法律見解或不用心辯護、代理的律師，有之……，如果我們把這些法庭畫面透過適度的、有限制的（或採取轉播方式）呈現在人民面前，難道不是人民之福嗎？
法庭直播，從來都不該只聚焦在案件當事人身上，整個審判活動的過程都有可以被讚揚或檢討之處，這才是民主社會對公開透明的殷殷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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