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鏡週刊
日治時代日本人為了興建日月潭發電廠，以「寄附（贈與）」之名強徵私人土地，120萬平方公尺、約5個大安森林公園面積的良田因此沉在潭底，國民政府來台後也沒有補償。當地30個受害家族後代，花了15年研究文獻、蒐集證據，今年初向行政院促轉會陳情，但5月卻被打了回票，理由是此案並非《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的「威權統治時期」。對此，受害家族無法接受，認為促轉會曲解法律、推託，決定再次申訴，也準備提起行政訴訟。
日月潭水利電氣工事為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於1917年設計，台電前身「台灣電力株式會社」興建，以濁水溪為水源，將日月潭加高堰堤成為貯水湖，將湖水引至日月潭西側的門牌潭後，利用落差320公尺的水力推動發電機，產生10萬千瓦電量。該工程從1919年動工、1934年完工。由於民間用電需求激增，1935年又進行水裡坑發電所、萬大水力發電所等「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工事」，促使台灣工業化進程加速。
7月1日下午，「南投縣日月潭無償徵用民地轉型正義學會」會長黃進昇帶著記者搭船遊日月潭，他指著教師會館及伊達邵碼頭說：「以前日月潭沒這麼大，面積僅5.75平方公里，當初日本人為了興建電廠，引濁水溪水源，淹沒良田土地，將日月潭加高堰堤，成為儲水湖。現在全潭8.27平方公里，沉在潭底的120萬平方公尺土地（約5個大安森林公園），8成是我們2家姓黃的家族所有。」
建發電廠 強徵土地
為了證明所言不虛，黃進昇上岸後拿出一張斑駁、老舊的日治時代土地謄本，向記者說：「你看！上面寫著『黃鳳山、寄附』等字樣，黃鳳山是我祖父，而這些地都是寫幾番、幾番，現在都沒有地號了！」
黃進昇說，日文的「寄附」是贈與的意思，後來台灣人也引用為政治獻金或餽贈之意，被迫寄附最多的是有「台灣最後一個通事」之稱的黃玉振家族，他的後代子孫現在也是學會的會員。
他說，當年黃玉振是世襲的第四代通事，第一代黃漢在清乾隆52年被任命為化蕃六社通事，有朝廷授與的三山湖海契，日月潭周遭的水社大山、貓囒山、崙龍山及日月潭，也就是現在的南投埔里、國姓、魚池三個鄉鎮，俗稱水沙連這一帶的土地，全都是黃通事家族的，他們是墾首，到了日治時代，傳至第四代黃玉振，結果土地全被日本人給奪走。
至於黃進昇的高祖父（曾祖父的父親）黃東綺則是醫師，傳至他的祖父黃鳳山，土地也都沒了。黃進昇指著謄本說：「這些土地一代傳一代，日本人都有紀錄，但最後全歸總督府。」
黃進昇進一步解釋，當年日本人為了建造日月潭發電廠，以寄附方式，強徵120萬平方公尺土地。父親告訴他，日本人先進行測量，再把興建水庫後會淹沒在潭底的土地一律改登記為寄附，既沒跟他們協商，也用不著脅迫，就直接通知住戶搬遷。但地上物如牛棚、雞鴨寮、房子，則給予微薄補償，將近200戶人家就這麼星散了！
政府接收 轉手財團
至於水平面以上、要蓋建物的土地，日本人倒是規規矩矩地花錢徵收、購買，如今這些地多半屬於台電所有。另外還有更廣闊的山坡地，總督府當年一紙行政命令，規定山野林地一律收歸國有，許多百姓開墾的土地就這樣被強取豪奪。
黃玉振的孫子黃文基指著某財團興建的五星級大飯店說：「這間飯店的總統套房住一晚要3萬元，土地是全埔里最貴的，一坪要200萬元，這些地原本多半是我們2家『老黃家』的，但後來都以山野林地的名義，變成林務局的，還有的則在國民黨接收後，輾轉登記成私人土地，最後都變成財團的了。」
為了追索不知何時才會姍姍來遲的正義，黃進昇在15年前從國小校長職位退休之後，開始研究文獻，起初找不到土地所有權的證據，後來他以戶籍謄本向地政事務所申請日治時代的土地謄本，終於查出沉在潭底、消失的土地，是被寄附的鐵證，於是展開他的轉型正義之旅。
非屬權責 拒絕受理
一開始，黃進昇只能單打獨鬥，他檢附文獻資料向南投縣政府及內政部申訴，但內政部表示，日本政府並非徵收未給價，依現行法令，屬贈與、寄附者不能求償，因此拒絕受理。
後來民進黨再度執政，行政院成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經人指點，勸黃進昇成立法人，利於打官司、與機關交涉，黃進昇進一步查出約200戶被寄附，依這些資料從周遭認識的親友找起，再往國姓鄉、南投市、水里鄉等地探訪，終於找到石姓、游姓、陳姓、賴姓、莊姓、廖姓等30個被害家族，大家一起奮戰，成立學會，並於今年1月將整箱資料送到促轉會。
不過，促轉會今年5月回文，表明該學會陳情「南投廳五城堡水社庄黃來等人土地權利受侵害乙事，非屬本會權責」。促轉會認為，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規定，所謂威權統治時期是指1945年8月15日（終戰日）到1992年11月6日（國會全面改選），日治時代不在此範圍，因此拒絕受理。
黃進昇說，他私下向民進黨人員打聽促轉會，因東廠事件引起軒然大波，加上代理主委楊翠上任後，提出鈔票改版，引發朝野反彈，變得非常低調，只想做白色恐怖冤獄調查，不敢碰土地侵占等不義事件，根本是只做半套！
寄附贈與 不予補償
為了討回公道，學會特別委託律師陳建三研究法律，準備再次向促轉會申訴，並考慮提起行政訴訟。陳建三指出，對於日本人侵占台灣人民土地的爭議，國民政府來台後頒布《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對徵收卻未給錢的一律發還，但規定寄附、贈與不予補償，等於國民黨接收了強盜搜刮的贓物，卻不好好處理，讓人民受到損害，這難道不是促轉會該處理的嗎？
陳建三還說，促轉會拿《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三條推託，更是漏洞百出。第一，《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是在1947年12月頒布，屬於威權統治時期。第二，1945年8月15日終戰日到同年10月25日光復日，台灣仍屬日治，這2個多月日本人統治的末期，也被促轉會認定是威權時期，所以《促進轉型正義條例》適用範圍應跨越日治時代。
陳建三強調，撇開法律的枝枝節節，真正應該聚焦的是，所謂寄附到底是心甘情願的奉獻？還是不樂之捐？或以寄附之名、行強徵之實？若是強徵，依國民黨的《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當年就該補償，促轉會明知百姓有冤，也知道日本總督府強占民地，卻睜眼說瞎話，把燙手山芋推給南投縣政府。
另外，陳建三指出，關於此案，台電公司以及國史館有許多資料，中央的促轉會絕對比南投縣政府更適合進行調查，除非轉型正義是玩假的，否則不該如此推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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